“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与文学经典构建

时间:2019-09-27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评价争议最大的是“十七年文学”.毁之者全盘否定其文学价值，甚至认为期间根本没有文学； 而誉之者则给予大量赞美，乃至以“红色经典”来命名其中的部分作品，希望将之纳入到新文学经典作品的行列。二者争讼纷纭，分歧巨大，甚至陷入相互攻讦、互不交通的境地。

　　对“十七年文学”价值的衡定，以及究竟如何看待“红色经典”概念，与文学经典的许多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对文学经典内涵和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的理解上存在歧义，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才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因此，要真正客观认识“十七年文学”,需要在文学经典问题上进行缜密细致的探究，为文学评价建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反过来说，对“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其意义也不只是局限于对这一时期文学本身，而是能够以典型个案的方式促进对文学经典建构方面的思考。

　　一、文学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评价“十七年文学”,一个最大的分歧是它到底是否具有文学性或经典文学性。否定者持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立场---启蒙现代性立场上，以“人的文学”标准来评价“十七年文学”,指出它的强烈非现代性： 在思想上，它缺乏现代的独立主体性，是时代政治的附属品和宣传品，而且，它匮乏对人性的关注和表现，更没有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揭示和批判精神； 在艺术上，它背离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规范，缺乏精致、圆熟的现代艺术表现，片面地向通俗、大众化方向发展，而且，许多作品还呈现出模式化的创作特征①。肯定者站立的是另一种立场，他们所持的是另一种文学现代性标准。

　　比如旷新年提出“人民文学”概念，认为它与五四“人的文学”相冲突又相联系，建立的是“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对于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想象与追求”,再如蔡翔提出“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张志忠提出“革命的现代性”概念，认为“十七年文学”是在人的现代性之外的新的追求，也建构了新的美学原则。②显然，在“十七年文学”评价分歧的背后，最根本症结其实不在当时文学创作本身，而是在于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究竟以何标准来看待“十七年文学”,以及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或者说统一的文学标准，什么才是这样的文学标准，是导致上述分歧的最关键所在。如果讨论者们不在这一问题上深入思考，不在此问题看法上取得共识，这一文学评价上的争论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甚至不可能达成统一前提的思想交流。

　　这实质性关联着文学经典的建构问题。在文学经典的探讨中，也存在着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激烈论争。以往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也存在分歧，但大体来说是稳定地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但是，近年来，多重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质疑。典型如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由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揭示和批判延伸到文学经典的建构，人们纷纷关注到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在对传统文学经典产生强烈怀疑的同时，认为文学经典和文学评价标准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以下两段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选择一部作品或者摒弃一部作品的标准是人为武断的，是带有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偏见的，这些标准所反映和再肯定的往往只是社会的强势群体的价值和他们的文化[1]（ p. 204）”,“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2].除了解构主义思想，文学现实的巨大变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典型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文学创作一下子变得非常容易，消除了它原有的艰难和神圣质素，文学经典的属性也随之受到强烈的冲击。此外，商业文化的强力介入，更使戏说文学经典和解构文学经典成为娱乐时尚。环顾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否定经典存在甚至完全否定文学标准存在的声音不绝于耳，文学经典所遇到的挑战是普遍而空前的。

　　文学经典和文学标准问题如此之尖锐和严峻，对它的回答是绝对无可回避。在我看来，将相对性与绝对性予以统一也许是最恰当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认可文学（ 经典） 标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评价特别是作为经典的评价确实难以执行单一和绝对的标准，民族、地域、文化和时间等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使它处于流动和相对状态： “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远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3]以艺术而论，文学本身就是追求丰富和多元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风格特征各擅胜场，很难以伯仲来评判。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在“十七年文学”评价和其他文学评价场合中人们使用得最广泛的“现代性”概念，其内涵其实是非常丰富，甚至具有某些内在的自我背反性，以至于有人提出“流动的现代性”和“否定的现代性”的看法。也就是说，“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丰富多元的，只有以开放而不是僵化，以变化而不是固定的眼光来看待，才是对这一概念的合理应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坚持必要的基本标准，特别是要承认文学和文学经典建构标准的存在。其一，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特别是优秀的文学，绝对存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标准。如果文学标准完全相对化，那么，文学就难以判别出好坏优劣，甚至可能就无所谓文学。这是对文学存在的巨大伤害，也是对文学自身特征和价值原则的自我放弃。限于篇幅，这里当然不可能详细讨论文学和文学经典建构的具体标准问题，但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层面，它们都绝对是存在的。只是在这些标准之上，才存在更丰富的民族、时代、文化和个人层面的弹性空间。其二，从现实文化角度考虑，我们也需要突出文学（ 经典） 的基本标准。商业文化占据当前文化的绝对主导，金钱的绝对性崇拜使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文学经典（ 包括所有的精神文化经典） 也受到这种相对主义的亵渎和轻忽。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突出的是文学和文学经典的绝对性标准---只有在文学和文学经典标准具有绝对性性质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地位才能被更广泛地认可，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①。

　　立足于文学和文学经典标准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立场上，对“十七年文学”的评判也可能更为客观和公正。在此视角下，我们才可能避免标准的单一和观点的极端，才会注意文学评价的分寸和尺度，更客观地看待其文学价值以及与经典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有一定的文学性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具有其不可忽略的独特价值。比如从艺术角度看说，我们以前一直都奉五四文学为基本标准，以它为基本发展方向。但这种看法其实可以商榷。在今天看，五四文学（ 特别是在诗歌领域） 的艺术表现过于西方化、过于个人化的缺陷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不是对五四文学的苛求。事实上，五四文学具有非凡的开创性意义，但这并不能忽略它存在的缺陷---这极大地局限了它的社会接受，导致其读者一直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域，未能进入到普通大众、在社会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五四之后，1930 年代知识界就发生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五四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作了批判性的检讨，1940 年代也发生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不是说这些批判就绝对正确，但它们确实针砭了五四文学某方面的缺陷，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发展多元性的要求，特别是与传统、大众之间密切关联的强烈诉求。

　　“十七年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诉求。在政治环境的支持下，它能够在文学的民族化、生活化、大众化方面做出多方面的的努力，特别是在文学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相关联方面，取得了很显着的效果。这不是说“十七年文学”所做的努力都是成功的，其发展方向也未始不同样存在单一化和狭隘化的缺陷，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与五四文学不一样的发展思路，特别是在促使文学接近大众生活、走入普通民众视野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它也因此而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对五四文学构成了某种张力性的反叛、补充和发展。以对乡村社会的表现而论，以往文学基本上都对乡村持文化或政治启蒙立场，将乡村塑造成愚昧、落后或悲惨、反抗的世界，但“十七年文学”赋予了乡村以积极、欢快和明亮的色彩。既是一种客观的补正，也促进了乡村世界表现的丰富性①。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十七年文学”存在的较大缺陷。最突出的表现是思想层面。受时代政治环境的局限，当时的作家们没有在个人和现实批判领域多有表现（ 时代没有给予作家们探索的机会和空间） ,这使他们的作品对时代的揭示难以透入底层，最多只能在政治正确的大前提下做点小探索（ 而这还往往会受到批评甚至打击） ,更难以深入到人性领域，对社会、个人做出具有深度和超越性的思考。包括在艺术上，“十七年文学”

　　有突出个性特征，却也因此遮蔽了其他方向探索和深入的可能性，导致其存在过于求实、质朴和单一的缺陷，没有营造出丰富、复杂的文学阐释空间，在细腻、繁复和深刻性上存在着显着的缺陷---这一切，决定了“十七年文学”的文学价值固然不可忽略，却尚未达到文学经典的高度（ 也许部分作品距离经典非常接近，但总体上却未能达到） ,很难以文学经典来进行赞誉。

　　二、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外部因素

　　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争议中，除了对文学性的争议，还牵涉到很多文学外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在“十七年文学”的评论和研究中，充溢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学评价的角度。“十七年”是一个政治环境比较严厉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各种现实政策受到很多人质疑，而其文学也受现实政治约束较多，与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于是，许多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者很自然地将这期间的文学作品与作品所关联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甚至完全等同起来看待，将文学的价值直接关联于现实政治的价值。这样，政治评判就自然渗透到文学评价之中。同样，另一些对它们表示肯定的批评者的视角也有鲜明的政治性。比如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学”概念，就非常明确地将文学与时代政治关联起来。也就是说，这些论述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肯定，构成了对这时期文学价值肯定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在“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行为和评价者自身，也体现出某些政治色彩。比如“红色经典”和“社会主义文学”等概念，就与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经典而为“红色”,文学而为“社会主义”,当然蕴含有鲜明的政治因素。而近年来围绕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所引发的争论以及政治介入，都明显蕴含有一定政治内涵②。从思想角度来说，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赞誉者中，可以隐约见到民族主义、左翼思想等色彩，而在对它的批判者中，则多少蕴含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其次，是文学的接受和社会影响因素。这也体现在对“十七年文学”正反两面的评价中。从正面评价者来说，许多人之推崇“十七年文学”,并奉为“红色经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毫无疑问，在新文学历史上，“十七年文学”是在普通大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读者中获得最好接受效果的时期，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客观说，它对于中国乡村大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对农村青年的精神熏陶，促使他们走出传统，走向现代，是有很大影响。如《李双双小传》、《三里湾》、《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在当时社会中确是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也通过这一代人将影响力保持到今天。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已经使这些作品具备了文学经典的属性，因此称它们为“红色经典”.不过，对此观点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看法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政治的过多影响，甚至沦为了政治现实的服务者。它们虽然有社会影响，但对人们精神的解放却不是积极的，而是相反，它们所灌输的是对政治的服从，是精神的蒙昧，是时代政治对人们心灵禁锢的帮手。

　　正如有学者所说： “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 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4]（ p. 276） 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文学外的许多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产生重大作用，甚至也存在完全依靠外在力量推动而领一时经典潮流的现象。这当中，政治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尤其突出。因为政治有权力推动文化宣传、教育、出版和文学史书写等多种方式，能够有强大的力量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远的不说，“十七年时期”的《红旗歌谣》，“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虽然受时间限制，它们还没有被推到经典的高度，但已经具有这方面的趋势，更可以看到政治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此外，在文学经典构建中，文学接受的意义也不可忽略。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被奉为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能够被大众所广泛接受，耳熟能详，甚至是家喻户晓的。一些学者在给文学经典概念定位时，也特别重视读者的接受效果，如西方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就认为： “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着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5]（ p.36）然而，文学外因素对经典建构的影响情况并不单一，而是非常复杂，只有在清晰辨析和全面甄别的前提上，才可能作出客观的认识和判断。就“十七年文学”而言，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政治与文学的错综缠绕，我们既需要对其现实状况进行全面的考察，更需要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出理性的深入思考。

　　首先，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对大的文学环境与具体文学创作之间差异进行必要的区分。政治强权对文学的钳制，限制文学的独立发展，当然会严重损害文学的自由独立个性。然而，不能对时代文学政策与具体文学创作持完全一致的标准。也就是说，时代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差异性。具体到“十七年文学”,这时期政治对文学的限制确实很多，其文学的特点和繁荣局面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期间的作家创作，我们却应该给予更多的深层理解。在那一背景下，如果要求作家创作出游离于时代之外、甚至与时代政治相背离的作品，确实是一种苛求。因为即使是作家创作出来，也不可能有公开发表、成为时代文学一部分的机会。另外，“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真正丧失文学底线、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作品为数很少，更多的作品是在政治的裂隙中艰难地挣扎，依然在尝试展现生活和人性中的美。它们的价值不应该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而简单地受到忽略和贬斥。

　　而且，文学的创作特征、作家的创作倾向，都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不能以政治题材或政治态度来决定作品的优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为非人性的政治服务，如何处理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疏离政治、强化独立，还是亲近政治、切近现实，是文学自主的选择，是作家或作品的创作特色，并不就是一种缺陷。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乏政治色彩强烈的作家作品。

　　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外国的聂鲁达、斯坦贝克等，其作品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现实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尽管上述作家的政治态度有高下深浅之分，但都说明了政治态度不能简单决定其文学价值。在进行文学评价时，需要厘清文学本身与它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之间的差异。即使某文学对某种现实政治进行了肯定和歌颂，事后也证明这种政治有所失误（ 只要它不是反人性和反社会的） ,也不能就完全否定它的价值---更何况，政治政策的历史评价也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定论---事实上，文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己的独立审美价值，会对现实政治进行超越。这种独立性和超越性，才是文学是否具有价值、能否成为经典的最根本因素。

　　其次，“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影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的客观审视。我们不否认“十七年文学”在接受效果上达到了新文学历史的最高峰，新文学也第一次真正进入农民生活中。但同样不可否定的是，这些成果的获得不完全是文学自身的因素，它们是在现实政治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才得以形成。比如当时社会处于多方面的封锁和封闭环境，比如政治宣传的需要、文学政策的倾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要尊重这种文学接受的价值，但却难以将它作为建构文学经典的核心要素。而从影响效果方面说，也是交织着现代启蒙与政治宣传的双重内涵，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十七年文学”的接受和影响因素是建立在非文学为主导的背景上，它也不能作为评判文学经典的重要参照指数。

　　最后，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始终应该坚持文学自身属性为首要因素的基本原则。正如有学者所说： “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6]（ p.237） 任何外在因素都只能对文学经典建构起辅助作用，不可能真正决定文学经典。比如，在政治、市场等权力因素的影响下，也许能够形成一个时期、一定地域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终究不可能是长久的，随着政治权力的失去或改变，失去庇护的文学经典光环不再，也往往会迅速失去经典的地位。只有文学性，才能造就真正的经典，也才能使文学经典的属性保持得更久远，甚至永恒。

　　这当中，需要特别谈到文学研究中的政治观念问题。作为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现实担当精神，做纯粹的学究既不现实，也不合情。一个学者，他完全可以是一个有立场的现实批判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有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许多学者在文学研究中的政治投入，但却不很赞同这种做法。我认为，一个学者最合适的方式是立足于自己的不同身份来发言。在他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文化批判、现实批判的写作时，他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文化见解，但在他进行文学批评，特别是文学研究的时候，就更应该尊重文学的特征和规律，不以政治观念来主导文学研究，不让自己的政治色彩来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更不应该让政治倾向来左右文学评判。这样，学者（ 批评家） 的角色身份有清晰地分工，文学研究（ 批评） 也能够在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

　　三、“十七年文学”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启示

　　“十七年文学”的评判涉及到文学经典的内在关联，而反过来，它也对文学经典问题产生很强的启示意义。它对我们认识其他阶段文学特别是对我们考察整个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建构，都有值得可借鉴和思考之处。

　　首先，重视更纯粹的文学性。正如布鲁姆在《文学正典》中所说： “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7]（ p. 13） 文学经典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文学自身，人们在讨论经典时，需要回到文学角度来谈论和建构经典，以文学为首要标准来看待和评判。在这一前提上，我很赞同刘象愚将文学经典定义为“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8]的看法---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文学性标准并不局限于很多人理解的单纯形式美，完整的文学性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思想内涵，只是文学意义上的思想与政治、哲学等层面上的思想内涵不完全一样，它体现的是文学独特形式对生命、世界展开的独特理解、判断和表现。

　　多年来，中国新文学一直被过多的外在因素所主宰，文学因素被挤到边缘，处于无足轻重的状态。阶段的创作、批评是如此，后来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如此。“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个突出的典型而已。正是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人们对新文学许多作家作品都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而是存在巨大的误差。特别是一旦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翻烙饼”的现象就马上出现。以茅盾的评价为例（ 当然，对郭沫若评价的“翻烙饼”现象更为突出） .1980 年代中期之前，茅盾的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和郭沫若，只有赞誉，绝无微词。但 1990 年代后，文学研究界对他的关注迅速降温，贬斥之词占据主流。客观说，对于中国新文学历史这么短暂的文学来说，作家的褒贬变换是很正常的，但任何变换都需要理由，特别是文学的理由，不能只是因为政治或文化环境的变化。否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绝对形不成共识。

　　其次，新文学的文学规范有待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这一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正因为政治等其他因素的长期影响，新文学的规范没有真正建立。或者说，在现在的新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文学规范相当混乱。这不是完全否定以往的文学研究。在作家们和研究者们的努力下，新文学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范。但是，因为几方面的原因，这一规范还没有真正科学地确立和完善： 其一，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构成了巨大限制，后来政治之弦稍有松弛，但政治的影响始终存在，政治与非政治的冲突对文学研究产生严重影响，也限制了对文学规范的建设； 其二，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相对主义思想盛行，更充斥着个人偏见和党同伐异，特别是网络文学兴起后，这一局面更为加剧； 其三，文学规范本身就不是僵化的，它是流动的、发展的，需要研究者和创作者不断地维护和建构。

　　最典型的表现是现代文学（ 白话文体） 的文学形式研究非常薄弱。在 1980 年代之前，由于政治对思想（ 包括文艺思想） 的绝对主导，形式上的规范和探索被视为误区和歧途，导致多年来新文学形式规范上的滞后。近年来，文化批判又占据文艺理论的主导，文学形式研究也被严重边缘化。我们看现在的文艺理论着述，充斥的都是虚空的理论话语，很少有对新文学的文本形式的切实研究。这是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这样的后果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严重缺乏可以遵循的基本文学标准，也很难建立起公认的文学规范。典型表现如诗歌领域，各种诗歌观念所造成的审美歧异异常巨大，如所谓的“口语诗”和“知识分子写作”,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建立哪怕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各种评论、选本和理论中，呈现的是自说自话和偏见，是文学史上极端罕见的混乱局面。客观说，诗歌评判个人性更突出一些，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文体，肯定需要有最基本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就很难说这种文体的发展是成熟的。诗歌之外，散文、小说等情况也基本相类似。诸如什么是散文，优秀散文的规范，以及如何界定写实文体和小说的关系，等等，都有许多不明确之处。

　　第三，我们应更宽泛地理解文学经典的意义，特别是意识到非文学经典的价值意义。作为文学创作，毫无疑问要追求经典性。为永恒写作，还是为时代写作？ 相信绝大多数作家都会以前者为目标。这种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从文学和文学史评价的角度看，不应该将文学的意义完全限于经典。经典文学固然具有伟大价值，代表着该时期文学甚至文化的最高成就，但是，非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说，那些不具备文学经典素质的文学作品，并不因此而失去其存在价值和意义。

　　有西方学者曾经说过： “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 ‘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9]（ p. 229） 确实，只有那些密切关联、深入时代的作家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受限制于为时代写作、不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作家作品，它们也许因此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或者说它们也许永远达不到文学经典的高度，但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存在的价值。从文学功用上说，文学首先是为时代的。提供给同时代读者以精神食粮，实现其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或者为现实弱势群体代言、表达他们的呼声，都是文学的基本意义所在。

　　正如文学一旦进入社会，它的意义就超越了作家自身，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联、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也应该受到肯定。这一点，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文学史也许有更多的责任在于永恒，但文学批评却责无旁贷、需要给予现实价值更多的关注，应该对非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更合理、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此外，从作家层面说，正如契诃夫曾经说过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成为经典作家、创作出经典作品的素质和才能，但这些非文学经典的作家和他们创作的作品，绝对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追求。在任何时代文学中，这些作家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他（ 它） 们同样应该受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充分尊重。

　　参考文献：

　　[1][美]王顺珠。 文学经典与民族身份[A]. 童庆炳，陶东风主编。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陶东风。 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 上）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J]. 中国比较文学，2004,（ 3） .

　　[3]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在要素[J]. 天津社会科学，2005,（ 3） .

　　[4][美]余宝琳。 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A]. 乐黛云，陈珏编选。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荷兰]佛克马，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 俞国强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英]艾略特。 宗教和文学[A].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 李赋宁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7][美]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5.

　　[8]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 中国比较文学，2006,（ 2） .

　　[9][俄]卢那察尔斯基。 论俄罗斯古典作家[M]. 蒋路，郭家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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