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民间舞蹈的社会功能、表现内容及传承载体

时间:2019-09-27

　　“闽”是福建省的简称，“闽南”即指包括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语播布区，地处东南地区沿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明以来因海贸而带来的经济繁荣，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起源于汉晋，成熟于两宋，发展于明清，它“不是某一历史时期中原文化的植入，而是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原文化的历时性积累”[1].闽南文化包含古闽越文化、唐宋时期中原农耕文化及福建海洋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

　　一、艺术、民俗与社会力量

　　珍妮特·沃尔夫认为： 艺术并非超乎存在、社会和时代之上的“天才的创造”,而是“包含大量现实的、历史的因素的相当复杂的建构。”“艺术和文学应该被视作历史的，被环境决定了的，和生产性的。”[2]

　　豪泽尔也说： “世界上只有无艺术的社会，而没有无社会的艺术，艺术家总是处于社会的影响之中，甚至当他企图影响社会时也是如此。”[3]37两位理论家的共同信念是： 永远没有超脱于社会力量的艺术。对于民族艺术而言，这一信念的直接理论后果是： 少数民族艺术及其实践必然受制于并表达民族自身社会、文化、历史所赋予的，与他人有区别意义的特征，即族性。

　　根据吉尔兹的主张，族性其实是一个历史过程：族性的维持有赖于族群认同的建构，这种建构需从族群共同体的“原生纽带”（ 指族群共享的先赋特征，如族源、体质、共同语言、共享文化等） 所赋予的文化特质中寻找资源； 但族群认同的唤起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至少两个不同族群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分立和互动； “原生纽带”的自我表现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吉尔兹认为： 应当将族性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才可能理解族性的双重政治文化意义： 它既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也是这种结构的产物。”[4]

　　这样，民族艺术就不能不反应族群关系及其所发生的社会语境，它要反映族群互动的具体历史以及互动所依据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历程。就如豪泽尔所强调的： “当我们考虑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地方因素时，我们仍发现，社会关系的作用比种族和民族因素大得多。”[3]43因此，“艺术无法超脱社会力量制约”这一命题就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它还受制于并表达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结构。

　　二、源远流长的闽南民间舞蹈

　　闽南民间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于漳州华安仙字潭峭壁上古老岩画中的一系列形象逼真的独舞、群舞形象，更直接地告诉我们上古时代这片土地上闽越人原始舞蹈的大致风貌[5]16 -17.魏晋南北朝至唐，为躲避战乱，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家乐、家伎和中原歌舞艺术文化。这些先进的文化艺术巨大地冲击和影响着闽南地区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这其中就促进了当地歌舞文化艺术的成熟。

　　闽南民间舞蹈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变化、积淀和丰富，不仅在舞种数量、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已深深地融入到闽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成为闽南地区达官贵人盛典排场、应酬宴会时大肆铺张炫耀的重要内容，而且随着如晋唐士族、赵宋宗室等家班、艺人不断进入民间，使原属官宦之家的歌舞表演形式逐渐成为普通百姓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迎神赛会各种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闽南民间歌舞因此也得以在闽南这一特殊的文化历史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成长。据《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福建卷》调查统计，闽南地区拥有各个时代保留下来的舞种上百个之多，主要有： “拍胸舞”、“彩球舞”、“跳鼓”、“蟠会”、“白菜担”、“五梅花”、“掷闹钱”、“纱船舞”、“车鼓”、“火鼎公婆”、“骑驴探亲”、“踩高跷”、“竹马灯”、“和番舞”、“抬阁”、“洗马舞”、“串灯舞”、“熊舞”、“旋鼓舞”、“七星灯”、“大鼓凉伞”、“蜘蛛舞”、“弄刺球”、“献金”、“蚌舞”、“舞龙”、“杀狮”等[5]574 -588.

　　三、闽南民间舞蹈的社会功能

　　千百年来闽南民间舞蹈紧密伴随着民众的生活，用身体语言记载着他们的历史，对于闽南人而言，民间舞蹈并非单纯的艺术行为，它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

　　第一，自娱功能。民间舞蹈属于大众“自娱性”的艺术，它与宫廷贵族所欣赏的乐舞以及现代舞台上“表演性”的舞蹈相比较，随意性强，在自娱中体现人类的自我生命价值，沟通人际间的纯真情感[6].舞蹈最原始的意义就在于自娱和宣泄情感。

　　在民间舞蹈的艺术活动中，人们通过自身参与其中，用动作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从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火鼎公火鼎婆”是泉州民间庆典、迎神赛会“踩街”、“妆人”游行中，一种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舞蹈，在泉州城乡普遍流行，至今有近三百年历史。“火鼎公火鼎婆”舞蹈寓意深刻，颇具历史、现实意义。从该舞蹈的表现形式上看，“火鼎公火鼎婆”的乐观爽朗性格、风趣幽默的神态是人们成功后的一种感情抒发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而“火鼎踩路”则表达了人们对扫除一路污浊、驱除疾疫、驱邪镇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求，有“烧去千灾，迎来百福”之意，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在闽南地区的婚姻礼仪中，新娘须跨过投盐燃木的围炉（ 火炉） ,方能进入男家，这习俗取义于投盐之火旺且能避瘟疫。那熊熊燃烧的炉火也寓意着当代人民群众生活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愉悦情趣。

　　第二，娱人功能。在一些重要的节庆或是喜庆活动中，闽南地区的民间艺术家们会组成大大小小的文艺表演队进行民间游艺。其成熟、粗犷、优美、舒展的艺术风格，往往引来如潮观者。特别是近年来，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闽南民间舞蹈的内容和形式也不断改进，以提高艺术的观赏性。如“拍胸舞”传统服装十分简单，以上身裸露为主要特点，下身黑色大衩裤，腰缠布带，头戴草箍。现在的“拍胸舞”服饰上除了头上的草箍、上身赤裸不变外，下身着短裤，颜色有红、黄、蓝等。而且传统的“拍胸舞”因是流浪艺人乞讨所表演，故并无音乐伴奏，而现在的“拍胸舞”一般采用的是《三千两金》、《莲花落》的音乐伴奏，这也是受梨园戏《郑元和》中“拍胸舞”的影响。解放后舞蹈工作者对“拍胸舞”进行整理、加工、发展的同时，为适应改编后的舞蹈的需要，也常另行编写曲子。现在“拍胸舞”经常在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中进行表演，故也采用类似《正月点灯红》一类喜庆音乐来进行伴奏，以增强其艺术观赏功能。

　　第三，教化功能。作为视觉艺术，舞蹈有很强的形象性和鼓动性，能以直观的形式给人以感染和教育。早期的社会结构，没有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知识和经验出于口耳相传和身体动作表达的状态，民间舞蹈成为它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闽南地区一些原来属于戏曲舞蹈，由于深受民间百姓喜爱，而逐渐演变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如“驴子探亲”广泛流行于泉州各县市以及厦门、漳州和台湾等地区，是重大节庆化妆游行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民间舞蹈形式之一。该舞蹈极富故事性，描述一对老公公婆婆因女儿婚事与亲家引起争吵，带着女儿女婿（ 或称“憨阿舅”） ,骑着驴要到男家找亲家评理。舞蹈表现了这一家子在路上活泼、热烈而又诙谐滑稽的情景[7],以此寓教于乐，将家庭伦理观念传达给观众。

　　第四，族群认同功能。闽南民间舞蹈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继承和融合了古代中原文化，还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文化有着很大影响。台湾地区有70% 以上的居民祖籍为闽南人，台湾的一些舞蹈在闽南地区也能找到，这也是台湾与大陆两岸人民同宗同源的艺术表现形式。如流传于闽南漳州一带的舞蹈“大鼓凉伞”,传说表现百姓当年为凯旋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将士撑伞遮阳、扇风驱热、送茶献果的热烈欢快情景。“大鼓凉伞”随着闽南移民传入台湾后，由于迎神赛会的需要，渐渐成为神舆起驾、接驾仪典中不可缺少的民俗技艺，不仅表演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一些表演的器乐、道具、表演者的角色、服装等都发生了变化。在秉承以往的艺术思想的同时，表演形式在民俗事象的动态空间中，获得了传承发展的 土 壤，保 留 了 闽 南 舞 蹈 源 远 流 长 的 艺 术风韵[8]51.

　　四、闽南民间舞蹈的表现内容

　　闽南地区的民间舞蹈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从古至今一直彰显着独特的魅力，舞蹈的表现内容和动态特征与民俗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一） 劳作节庆之舞

　　我国是一个农耕大国，它的文化和艺术都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烙印。在泉州地区有一种民间舞蹈“跳火群”,它由一群舞者围绕一个道具火堆或火盆，不停地跳舞，时而从火上跳过，时而打闹嬉戏，气氛热烈。该舞蹈是除夕夜驱邪迎祥的一种舞蹈形式。另外，南安县诗山镇凤坡村有一种名为“凤坡跳鼓”的民间舞蹈，据考证传承于春秋时期，它在每年闽南“迎神割火”的日子表演，主要动作有“琉璃吊拍”、“后按鼓”、“轮鼓”、“魁星踢斗”、“仙童照面”、“绞脚跳”等。每逢那天，村民扮演成生、旦、彩旦、丑等角色，配合“十二步相送”、“灯红歌”等民间小调，手持“堂鼓”、鼓槌、拍、小叫、小锣等打击乐翩翩起舞，动作以踏跳、蹦踢为主。闽南地区的劳作节庆之舞存在于民俗活动当中，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不断发展和演变，这当中有一部分被历史淘汰，有一部分传承至今成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的历史见证。

　　（ 二） 图腾崇拜之舞

　　自古以来福建自然环境恶劣，闽越人“信巫尚鬼、好淫祀”,把蛇视为与本氏族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灵物”,并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最早居住在闽地的原始氏族部落以蛇为图腾，奉蛇为神灵。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漳州龙海九湖镇林前村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戽水尪”泼水节，就是畲族崇蛇泼水习俗的遗风[9].

　　拍胸舞是古闽越人以蛇为图腾的舞蹈。首先，拍胸舞舞者头饰用草绳与红布交织混编形成一条长蛇形状，并在绳子的前端绞出一条犹如蛇之吐信般向上翘起的蛇头形状，混编的红布在蛇头中间露出，惟妙惟肖。其次，从拍胸舞的表演风格来看，舞者赤足裸身，拍击身体发出声响，在“酒醉拍胸”舞的表演当中有“蛇腰单拍胸”的动作，既体现了舞蹈本身的独特韵律，也协调了群体的动作，烘托舞蹈气氛，更是体现古闽越族舞蹈粗犷古拙的遗风[10].拍胸舞体现了闽南人的图腾崇拜与精神信仰，遗留了古闽越族舞蹈的风格特征，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闽南民间舞蹈来源于社会生活，无论是对图腾的虔诚膜拜，还是对劳作节庆的欢欣鼓舞，都是对生活形态特征的逼真模拟。无论是以凤坡跳鼓等舞蹈为代表的劳作节庆舞蹈，还是以拍胸舞为代表的图腾崇拜舞蹈，其舞蹈内容所包含的生活气息，和它们所具有的民俗元素，为其持续发展和繁衍生息提供了重要条件和社会基础。

　　五、闽南民间舞蹈的传承载体

　　节日文化总是牵动着人们关于生活的记忆和怀念。不同的文明体系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创造着多姿多彩的节日文化，也正是这种美好的创造，使人类社会得以在节日中露出会心的微笑。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的纽带和文化传承创造聚集的连结点，节日成为文化研究者观察文化表象，洞悉文化内涵，了解时代变迁，收集各种文化符号，探寻文化深层结构的切入点[11].

　　早年的泉州城，每逢农历五月的端午节前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一队队手执“缚榕缚艾”的长杆“采莲旗”,抬着造型奇异的龙王头，唱着《唆啰嗹》褒歌，挨家挨户“采莲”的《唆啰嗹》舞队。“唆啰嗹”是泉州地区在端午节时表演的一种行进舞蹈。舞队一般由十至几十个丑扮的“铺兵”开道，肩上的扁担，一头吊着盛酒的新尿壶，另一头吊着草鞋和铜锣； 接着是二至四名“妆人”（ 妆扮人物，又称“小旗”） 手擎幡旗，旗杆末端扎束艾草； 跟着是四管乐队； 队末四壮汉抬一木雕或泥塑、纸扎的龙王头垫后，旁随男扮女装的“花婆”（ 或由小孩子扮的“花童”） 手提盛满鲜花的红漆篮。游行时，乐队反复吹奏“唆啰嗹”舞曲，大家随声叫喊。走到民众家后，手擎幡旗的“妆人”口呼吉祥辞句，入厅堂，用幡旗于屋梁间舞动数下，“花婆”（ 或“花童”） 快步给户主送花，户主答以红包。这种民俗活动也叫“入户采莲”.泉州风俗以“采莲”可以扫除污秽，攘祸纳福，因此历代以来广泛流传于城镇乡村。其情境如清乾隆《泉州府志》所载： “五月初一日采莲，城中神庙及乡村之人以木刻龙头击鼓锣迎于人家，唱歌谣，劳以钱或酒米。”[5]

　　“唆啰嗹”,“采莲”民俗及其舞蹈，内涵丰富，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丰厚文化积淀的重要内容之一。

　　“车鼓舞”是元宵节时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其表演形式各地差异较大： 有一车鼓公和一车鼓婆抬着一个用竹篾做的大鼓，作颠颤进退的对舞表演； 有一老头打大鼓，两小生打小鼓，一车鼓公打铜锣，一车鼓婆打拍板的群舞表演； 有车鼓公打大鼓，车鼓婆敲铜钲的队舞表演； 有将大鼓置于架上，配以钟、锣、钹打吹，二人扮丑、旦，执扇子的双人舞表演； 有将鼓置轿亭上，二人扮老夫妻面对面抬鼓，一人居中司鼓的三人舞表演（ 也称“鼓亭公婆”） 等等。动作大多吸收戏曲科步，音乐多采用民间小调，如“车鼓调”、“四季歌”、“更鼓调”等。队舞阵容壮观，整齐划一，气氛热烈。清乾隆年间《泉州府志》就有记载泉城上元节（ 元宵节） 盛况，即有“钟鼓架”、“香架鼓吹”等相似的表演形式[8]50.

　　传统节日是民间舞蹈的重要载体。在闽南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民间舞蹈的展演大多在一年四季循环往复的节日之中。自古以来，闽南地区的传统节日就不是单一的民俗事象，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舞蹈展演因节日主题不同而特色各异，但都无疑地植根于当地的传统节日民俗。节日因为有了舞蹈而显得热闹、祥和，舞蹈则因为依附于节日而得以流传和承袭。可以说，民间舞蹈是闽南地区传统节日民俗的重要内容，而传统节日则是闽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和流布的最主要文化样式。

　　结语

　　闽南民间舞蹈与闽南地区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是闽南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民间舞蹈不论是闽越舞蹈文化、中原舞蹈文化还是外来舞蹈文化； 不论是土生土长还是外部传入，经过长时间的传承、流变，如今都与本地区的风土民情、独特方言相融合，形成了地道的闽南民间舞蹈文化。

　　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祭祀活动中的歌舞的娱神成分逐渐减弱，娱人成分逐渐增多。传统节日则为各类祭祀性的舞蹈、娱乐性的舞蹈提供了施展其艺术魅力的时空天地，成为传统舞蹈传承、流布的主要载体。

　　以泉州浮桥闽南民俗文化艺术团为例，浮桥是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镇，曾以蔗铺享誉闽南，早些年，到了甘蔗收割后的蔗糖时节，每个店铺都要请民俗队伍来表演，以庆丰收，经过五年时间的筹建。在2010 年，艺术团正式创立，当时浮桥街道下设 10 个社区，一个社区至少主打一个项目，很多社区都有两三支队伍，仅小小的浮桥街道，就已拥有 2000 多人的民俗表演者，年龄最大的有 80 岁而最小的只有 8岁。当地现存三十多种闽台民间舞蹈，最初时只有拍胸舞、火鼎公婆等传统的舞种，经过挖掘后现在排出了甩球灯、彩婆、摇钱树等濒临灭绝的舞种，还有驴子探亲、车鼓婆、白菜担、踢球舞、大鼓凉伞、大鼓吹、笼吹、什音等舞种。

　　闽南民俗文化艺术团的表演主体是当地的民众，表演内容是当地的民间舞蹈，舞者、舞蹈与表演队三者是相互建构的。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表演队再次起到了中间桥梁的作用，舞者正是通过表演队的形式，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文化展演呈现在我们面前，舞蹈活动在当下再次的繁荣兴盛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展演景象，更是其“内动力”能量的展示，当它成为“遗产”时，其“文化资本”的价值将对地方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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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郑玉玲。 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脉络与艺术特色[J].艺术教育，2010（ 10）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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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周巍峙。 中国节日志 [G].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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