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美学的缘起、内涵及其批判

时间:2019-09-27

　　一定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基于对产品的体验性消费，而不是生产。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号消费，因其在消费时杂糅了个人的文化诉求和审美情趣，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区分大众到底是消费还是表现意志，而这正是消费文化流行的策略。当下，美的生成和审美话语重构都带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味。

　　消费美学出场的机缘

　　当下美学在遭遇挑战、摆脱危机或复兴的过程中，实现了历史性转向。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从对美、审美经验和艺术普遍价值的分析，转向对亚文化的阶级、身份、族裔、性别、符号消费等范畴的讨论，从而揭示出打着普遍性旗号的美学不过是以美的名义实现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建构。不但现实中美的无功利性变得可疑，而且启蒙理性所确立的自我反思的抽象主体也摇摇欲坠。美学与其说是研究某种普遍性的美和艺术，不如说是讨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文化政治问题。有学者指出：

　　“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审美的诸多原则沦为类似于感官诱惑的情色游戏，美被物化为商业利润和收视率的生财之道。”

　　这种观点固然切近当下的部分现实，但笔者却不完全赞同这种论点，而是通过对文化产业给予积极性解读，从而对消费美学的生成有着切近现实的批判性肯定。不言而喻，以消费为主导的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质的文化，这种文化日益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同生活风格和各种生活品位密切关联，以至于当代社会不仅越发政治化、文化化，而且越发消费化、休闲化和艺术化，在艺术生活化的诉求中巧妙地融入一种宰制性力量，从而生成为一种无形的、匿名的强制性审美规范。在当代消费社会极其轻松愉快的日常生活中，不仅隐含着复杂的权力意识和社会的区隔化，还在一种貌似普遍性的追逐中生成流行性的消费美学。

　　如今，在崛起的文化产业视域中，消费美学摒弃了传统美学给定的各式概念，拒绝使用那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作品基本的或正规的结构、文体等程式，排斥趣味同一性和审美共通感，越来越注重个体化和差异性审美体验，却不排斥群体性的网络在线互动，凸显消费欲望的感知，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日益获得自身合法性。后现代主义把彻底的反形而上学与反体系化，作为自身思想的根本性规定，由此成为消费美学生成的思想前提。表面上，经典美学所重视的艺术和美，统统被后现代美学抛弃了。其实，后现代改变的只是美学观念与表现形式，艺术与美的问题在新的视域中，被重新思考和重建。尽管此重建不是一种新的体系化和新的形而上学渴望，但在平面化价值诉求的消费美学中仍有着形而上的幽灵。其实，无论什么样的艺术，都是生成性的，其内核是变动的，更遑论其艺术表现形态。在后现代范式转换中，此前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未来的理论探讨中。不单是理论研究，创作也显现出时代特征。“艺术家已不再能够通过再现方法创作，于是就开始直接干预现实。这就是说，他现在从事符号性和美学活动时，使用的是不同于以往习惯使用的那些手段。”[2]

　　通过某种“替换”策略，消费文化改写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深刻影响时代的审美风尚，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使消费性审美话语凸显，借助文化产业的力量支撑，消费美学由此获得出场的机缘。

　　何谓消费美学

　　新世纪以来，关于美学复兴和更新的呼声不绝于耳。

　　如果说美学的政治化从一个方面削弱了经典美学的审美原则，那么商业化则催生了经典美学的消费主义转型，一种消费美学肇端于历史的晨曦。脱开历史和政治视野制约之后，审美坠入了经济之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修辞。如果鉴赏性（反思趣味）美学探讨的是审美无功利，旨在守护审美理想和艺术自律，消费美学则凸显经济维度，不再是对技术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简单抗争，而是日渐成为消费社会的组织原则和审美规范，在开放体系中主张审美整合原则下日常生活的重构。可见，即使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语境下，美的普遍性也是一个不能简单抛弃的重要概念，只是其内核被置换了，跨文化的美学研究范式改变了那种强调区别和差异的后殖民主义思路，更加关注不同文化间审美的共同性和相似性，着意凸显非本质主义的对话意识。“经过后现代、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颠覆、质疑和批判，重提美的普遍性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是在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中对启蒙理性普遍主义价值观的重构。……复兴美学既不是回到审美至上的老路，也不是恪守美学的政治路径。”

　　可以说，间性意识的凸显成为消费美学建构的原则，它切近的是消费社会中“以人为本”的生态学意识的感性显现，在现实中受到低碳、环保的文化产业的催生。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审美的感性体验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越是审美的，也越是政治的，感性体验和情感愉悦带有显着的政治意味，在当下还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经济意味，并张开了拥抱功利主义的姿态。审美不是政治判断，也不是经济原则，但当下审美经验的生成无疑和文化政治与经济诉求有着种种难以言明的关系。当然，审美判断更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人们也没有理由再把知识分子想象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尽管大学、科研院所仍是知识分子栖身之地，但大众媒体、商业资本、民间大众的表述欲望和文化资本之间各种形式的链接必在知识分子中寻求相宜的代理人，而草根阶层、新兴阶层的力量亦不可小觑。在多元文化力量的博弈中，美学复兴和转型已然处在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相互纠结中，复杂的境遇使美学复兴的步伐显得沉重和缓慢，却被罩上一层繁华的幻象。

　　审美通常被认为以感知为基础，美学欣赏主要以感官体验为主。对物的消费中自然会激发感官快感体验，且这种感知是平等的，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它虽然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条件而非绝对的自由，但消解了特权对审美的垄断。一种共同需求的存在，允许任何一个分享该体验的人均等地参与到对它的感知中。在柏林特看来，人对美的感知始终是社会环境中的活动，而且存在感知的共同需求，它“不仅会滋生出我们熟悉的匮乏美学，而且会滋生出充沛美学。从自然资源和感知可能性的全局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怀的伦理，而非冲突的伦理；正义的伦理，而非特权的伦理”.感知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先决和保障条件。因而，美学行为就成为一种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基于感官体验的消费美学虽不追求一种历史深度和崇高的神圣维度，但在美学范式重构中却暗含着一种民主化倾向，体现了一种消费体验的审美普遍性。有学者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两个连带观点认为：（1）在大众消费社会，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正在消除；（2）这同时意味着包括艺术审美在内的人的精神享受正走向民主化。这两个连带观点把矛头指向所谓高雅艺术，其预设是：

　　高雅艺术在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分离中确立自身，这是知识精英建立文化等级的预谋--于是，商品化、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就被赋予了颠覆传统反民主的文化等级体制的解放功能。这种雅俗颠倒的现象有着紧密相连的两面性：一方面可以说这是大众精神享受的“民主化”;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大众精神享受“资本化”的历史文化事件。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你可以说这是资本带着大众打倒了传统高雅艺术，但这场胜利究竟是属于“大众”还是“资本”,始终是个问题。

　　伴随问题的发生是观念和逻辑的更新，不仅审美观念失去等级制的高雅文化支撑，而且在消费社会，消费即生产的运行机制及其商业模式中，不仅流通文化经济，还流通金融经济。在消费社会里，因文化的凸显和符号的流行，以及文化资本的强势介入，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不断生成的消费美学涵括了技术美学的话语指涉，并把某些强制性时间解放为自由时间。但在市场条件下，因文化艺术被纳入资本增值的产业运作中，自由时间并未生成为人的本质性力量，反在消费社会物质丰裕的语境下，出现大众休而不闲的心累怪象。消费美学是一种体验美学，“强调体验美学，就是允许开放性、关联性、合作性，就是允许缺陷的存在”[6].实际上它提供了文化创意时代一种使用和理解文化的新模式、新视野。在消费美学的情感体验中，杂糅着情感、道德、自由、市场、社会，甚至政治的意味，由此蕴含的审美体验不仅是依存性的，也有着一种愉悦的自由感。作为消费美学的支撑力量，文化产业在新的业态生成和产业升级的价值取向中，蕴含着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某种解放潜能，但在实践中消费美学所允诺的“自由”,只是消费实践中的瞬间感觉或是“符号幻象”,并未能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

　　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指出：“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此一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7]既然现实是审美的，那么美学就不应只关心艺术，日常生活恰是“消费美学”生成的场域。不同于经典美学概念的界定，“消费美学”不是一个规范性有所指的概念，而是一种杂糅状态，它不是一个给定的现成性概念，而是一个有着持续过程的生成性概念，生成于体验性、参与性和互动性中，其突出特征是产业化和消费符号化。“产业化”成为裹挟一切的规范性力量，它不仅切合了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世界潮流，也是当下生产与消费的杂糅、消费即生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其外在表征即为“消费化”.因此，所谓“消费美学”是指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一套消费性审美话语建构，它依托现代技术，注重互动性审美体验，在学理上受到学科群的“文化研究”的支持，在实践中受到作为产业群的文化产业的强力支撑。在消费美学视域中，因注重感官体验而呈现身热心冷的情态，在视听奇观刺激下，身体的勃勃生机并未升华为心灵的感动，也就是身动未能引发心动，从而使身心处于某种分裂状态，出现符号表演与价值意味的脱节或冲突。

　　消费美学因契合消费文化而暗含着一种对美的消解的危险，这正是它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地方。其实，任何感觉都不是纯粹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赋予人类体验以形式和内容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的感知或者感觉选择其实不“自由”,经常被影响甚至被操纵。有学者指出，对“自由选择”或“个人品位”的呼吁，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便是选择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由的，品位的决定也不仅仅是个人的。

　　事实上，社会审美规范或者主流时尚的影响从来都是有力量的，特别是大众媒体和广告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广告的动机是引导人们对“物”和“体验”产生兴趣和欲望，它把大众变成消费者，每一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消费美学在生成运作中，是否会形成某种审美规制，究其理论根基而言，它离不开消费文化语境及其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分析，离不开大众的消费实践和凸显文化的生活方式。在“去分化”成为后现代的思想主张下，融合的“整一性”观念开始凸显，社会性力量对个人的干预越来越强，其中，既有社会公权的介入，也有经济效益的引导。个人的趣味选择越来越受到社会时尚的影响，审美时尚作为某种无意识的规制，对大众审美趣味的标准有着重要影响。所谓“美学规制”是指人们在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形成的审美标准及其美学规约，是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外化形式，是生命个体审美情趣与社会整体审美理想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美学选择和运行机制，其本质是审美的公共性标准对审美的个体性趣味所产生的影响及所进行的美学规训。

　　当下，审美主体面临的困境是个人选择的自由越大，受限越多。美、美感、审美场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的实质是美和美感的客观化与符号化过程。客观化和符号化一旦被建构，就会对生命个体的审美观念产生规制：

　　“一旦对象作为美被客观化、符号化了，不管主体面对它时，产生美感还是不产生美感，都会认为对象是美的。”[10]

　　在消费美学的话语建构中，消费性审美体验呈现相互敞开的视界融合，其中美的生成是一种关系性而非实体性存在，因消费实践中审美意向性活动的双向生成，消费主体生成为审美主体，消费对象（符号）转化为审美客体。既然作为意向性体验活动，是一种现象学的方式，一种保持张力关系的相互生成、相互依赖，因此就不存在一个静观的审美对象，而是相互推动着共同发展的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存在，这种交互主体性是审美体验的基本状态。

　　问题是此中生成的客观化与符号化并非一致，由此形成消费文化语境中错落于“经典美学”的另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范式。它有着技术美学的逻辑骨架、文化产业的力量支撑、实践美学的生成性内涵、生态美学的某种诉求，但因缺乏超越性，过分倚重个体的感觉经验，而凸显感官快适和流行的扮饰美。它的困难一是如何处理与经典美学的关系，二是如何与当下的社会文化思潮保持足够的张力。

　　消费美学批判

　　在消费多元化社会中，“审美化”与“产业化”的审美范式并非对立替代，而是并存共在，各有其界域和有效性题域。就现实境遇而言，为诸多学者鼓与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遭致批评，是因其僭越和遮蔽了背后的经济利益诉求，貌似披上合法性外衣，从而掩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基本矛盾。尽管消费美学研究凸显“生活”重心，发生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与话语重构，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受到批判和质疑，但仍是美学研究主导范式之一，而不是所谓的“进入黄昏”.[11]

　　美学的本体论追问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离不开对康德美学的学术和思想资源的借鉴与领悟，康德美学仍滋润着当下理论话语重构和研究范式转换中的美学精神。而对“美”的究诘，同样关联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美”首先关联于“理念”或绝对精神。固然，作为飘忽无常的游戏而服务于娱乐和消遣的艺术也会带给人以美的感觉，但被黑格尔所称述的“美”仅仅生成于“表现最崇高的东西”的“自由的艺术”,这“美”超拔于人的感官享乐或自然欲望，只同纯粹的精神息息相通--祈向美的理念。如此说来“美”与“真”是一回事，或者说“美本身”必须真--“真”通向绝对精神。然而，“美”固然不可不“真”,“真”却不必是“美”;“美的生命在于显现”[12],而显现总离不开感性形式。正是在双重内涵的交融互摄中，“理念”（绝对精神）的“感性显现”喻示着一种特定意味上的“美”.

　　就此，黑格尔不无意味地指出，所谓“美”的要素可分为两重：一重是内在的意蕴，一重是外在的形状；内在意蕴为外在形状灌注生气，而“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13].这种艺术观或“美”的意识可称作意蕴（内容、目的）一元论或理念一元论。这种观点在后现代视野中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顽疾，成为被超越的对象。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这既解构了有边界意味的形式，也稀释了有审美意蕴的内容，但对美的境界祈向却未随着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被摧毁或无限止的悬搁，仍是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人是目的”是康德哲学的主题，康德美学探讨了审美在完成人的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这使“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成了他提出的“审美判断四契机”的核心。当下语境的变化使康德、黑格尔提出的审美超功利性思想受到重新审视。如技术美、环境美对功利性的诉求不容质疑，如何建构包容性审美理论话语成为美学研究的前沿。在新的审美关系共在中，包括环境美的生成、技术产品的功能美展示以及文化创意园建设，功利性（有用性）都是难以剔除的，仅仅强调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交流才深刻的观念，被视为一种“盲”的乌托邦。只有正视现实，提出一种适宜的尺度，自然美、环境美才能向人生成，呈现一种相互守护的关系，而且自然才能借助人展示自己的神奇和奥秘。本质主义的审美观使人的思维狭隘化，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难以在敞开中关注到美的观念、审美方式的变化。随着生态文明的出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使我们认识到人并非地球的主人，而是自然（存在）的牧者，“环境伦理已把我们从个体主义的、自我中心的狭隘视野中解救出来，使人们关心生态系统的大美”[14].这种共在的“大美”落实到大地上，就会关注现实民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适宜技术的应用，从而使大众生活更趋于现代、便利、健全和充满情趣，其中就有着消费美学的助力。在消费美学主导下，整个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文化与社会的互文化）。以至于在霍尔看来，“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文化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事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5].美学愈益渗透到现代生产中，不仅是商品的一种装饰，而是与社会交融互渗，成为消费社会的组织原则。

　　然而，尽管生活审美化趋势在中国已是现实，但严格说来，它只是部分有效。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空前拉大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潮就很容易被导向一个与西方理论发展完全不同的方向，将主要的注意力指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是对社会发展的理论批判之上。这时，所谓美感的本质就是快感，要以快感代替美感，美学要关注高档次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就出现了。”[16]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审美理论建构中缺失批判视角，而快意于平面化的市场逻辑，忽略其本有的提升功能和现代性价值诉求。“日常生活审美化”指向日常消费的文化化、符号化，这种消费化体现着“产业化”诉求。这种诉求催生了消费性审美话语重构，使当下的审美化现象愈发有“产业化”特征，在经济利益激励下，“当代艺术”的生成越来越呈现“产业化”倾向。

　　如果说经典美学以非功利为基点，是一种鉴赏性的反思判断，有着历史的深度和批判的反思维度，那么当下的“消费美学”以消费为基点，就是一种体验性的产业化诉求，有着平面化的快感狂欢和符号认同。可见，经典美学的有效性及原则是由艺术领域拓展到现实领域，从而使审美范式获得某种普遍性--其有效性的题域是观念领域；消费美学则是生活领域再延展到文化领域，在审美泛化和艺术生活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彰显有效性--其界域是日常生活世界。但无论研究范式如何转换，美的普遍性不可抛弃。究其价值底蕴，它们在根本点上都祈向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境界，只不过一个主要由内在性的艺术及其自律原则为进入路径，一个经泛化的外在生活领域的切近，但殊途未必同归。消费美学因止步于感官体验，其间固然在消费自由的体验中敞开一道自由的视域，也有着民主化吁求，但仅是一瞥，却因经济的牵绊未能迈入自由的境界；鉴赏性的经典美学因在新的语境下文化等级制的解构及其泛化过程中的碎片化，致使审美精神不断萎缩，使其普遍有效性遭到质疑。但任何一个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特定历史语境，还要考虑概念的流动性，既要有时间阶段性的差异，还要有地方性特征。生成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消费美学，同样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美学话语的切近，它在一定界域内有其合法性，而不是妄图建构一种抽象的美学体系。就此而言，美学的危机，其实是文化的危机。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审美话语重构，并非完全顺着消费文化的市场逻辑，而是呈现杂糅性特征。一方面有着对自由、自律和超功利性的价值祈向，从而构成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与抵抗，显现出对人文价值守护的批判立场；一方面受制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凸显、“消费”价值平面化的掣肘，把利益追逐的消费诉求植入感性个体的无意识结构中，为文化经济崛起所张目。就其力量所倚而言，真正在市场上起作用的，不是适用性，而是欲望的释放，文化时尚和审美规范被操纵并转化成社会控制的手段，成为社会建构的一种有效力量。这种建构力量主要表现为对价值的一种重新估价。如佐佐木希才所说：“我们从早期的现代美学那里了解到，当基本的价值变得可疑甚至过时，美学判断是建立新价值的唯一途径。”[17]

　　审美活动虽基于个体的感性经验，但并不意味着审美是一个纯粹的自律自足领域，而是在开放场中交织着多种权力运作，并与社会权力形成某种同构性，从而成为社会统治的同谋。同时，审美本有的自律性、自由精神以及对现实的超越，又培育了反抗控制的自由主体，从而又使审美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颠覆者。当前消费美学生成的驳杂境遇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促狭自闭与调适和开放创新之间的深刻互动，深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欲望修辞和感性张扬的影响，凸显出主体文化建构的艰难与复杂性，从而呈现走在“途中”的特色。当下美学的复兴体现了审美话语重构中浅层与深层的双重结构的复线互动，其中既有肯定的消极性审美泛化的能指滑动，也有否定的积极性的人文价值守护。

　　消费美学余论

　　在一定意义上，消费美学接通了美学的外部性研究，从而进入更宏阔的视野。但它能否形成对过度消费的遏制及其对自由的追求，答案是未知的。借助市场力量，大众有了自由消费的选择权，但这种自由与通向“至善”境界祈向的人的自由尚属二分，感官的愉悦虽不乏美感的成分，但倘若缺乏人生境界的祈向，至多是前审美状态的快适感。究其终极旨趣，美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价值祈向而言，消费美学并未形构解放和展现自己的能力。消费美学的生成，一方面求助于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表象，获得一种感性形式的愉悦，这是对泛艺术化时代艺术沦落为“装饰”的理论支持与认同；另一方面，它试图探寻消费文化语境中美的生成机理，以自身下坠的姿态、泛感性化的诉求，构成了与经典美学的某种互补。就积极意义而言，它是对舶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推进，一种新的审美话语重构。鲍德里亚对“超美学”现象的分析，就是对消费美学生成的展示，是对日常生活过度感性娱乐化的理论反思。它不诉诸崇高观念或历史深度，而是追逐反“经典美学”的平面化快感。原本“审美”是“审”（判断）在先，有一个“审”的过程，但在消费文化时代，理性的“审”被越过了，直接嵌入感官刺激，导致“身热心冷”的困局。这种能操纵公共空间、人类行为和大众感知的机制力量被柏林特命名为“征用”,征用的含义就是“拿过来或挪用”[18].当下这种“对感觉的征用”更多地出于经济动机，“为着控制和消费的利益，感觉被塑造和引导。

　　人们的欲望和品位被塑造，不是为了改善健康和增加成就感，更不是为了美的缘故，而是为了制造利润或强化权力”[19].

　　因而，所谓美学复兴，因过于贴近生活，缺失超越维度，而未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审美高度，反使审美下坠为生活的扮饰。消费美学是对当下审美浅表化的理论回应，它弱化了美的神圣性维度，让审美与功利结盟，结果抽空了审美的精神内涵和情感指涉，使美学与艺术生产依附于文化产业。审美本是心灵的情感交流和价值祈向，却在艺术丧失自主性、审美泛化的语境下，呈现为身体的欲望躁动。

　　伴随艺术生活化，在感性体验对各式各样的形式创造产生认同与适应中，激发出精神提升的要求，有可能使精神观念与审美理想再次成为美学、艺术诉求的对象，若此，消费美学就是为美学复兴奠基。可见，消费美学即便处于螺旋式上升的下行环节，也是在为美学复兴做着理论准备。这需要美学家、艺术家有一种穿透时代的决断力。“艺术是否能成为一个本源因而必然是一种依靠，或者艺术是否始终是一个附庸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伴生？”[20]

　　海德格尔的追问不啻为艺术狂欢至夜半的“大音”,当代人能否为此“音”所警醒，返身寄予美和艺术以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不是飞蛾扑火般地投身于流行文化，这并非一个轻易能决断的事。美和艺术的救赎，需要机缘，更需要为存在之思所激荡的此在能够绽出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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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陶东风 .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5）。

　　[16] 高建平 . 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 . 文艺争鸣，2010（5）。

　　[20] 海德格尔，孙周兴译 . 林中路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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