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思想实质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时间:2019-09-27

　　波普同哈耶克、柏林一起，是 20 世纪西方知名的自由主义学者，然而不曾有一个人像波普这样，在世时揽尽殊荣，辞世后却光辉散尽。波普哲学理论体系庞大，涵盖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宇宙论等等。他声名大振是在1945 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部政治、历史哲学着作出版之后，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自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指控他们是历史主义的，而波普所谓的历史主义思想是会导致极权统治的。这样的指控我们显然不能认同，本文从波普对马克思批判的角度加以分析，从而厘清波普思想的实质，同时正确认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波普思想基点

　　波普思想起点于科学哲学，他首先面向的问题就是科学的分界问题，由于康德把它看成是知识理论的中心问题，因此波普也将“分界问题”称作“康德问题”,同时也将其视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划界问题的基本内容，波普的阐释是： “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1]

　　波普本人将对划界问题的解决视为他的一大发现，他不同意实证主义者将归纳原则或经验证实原则看作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标准，理由在于它们并不能提供区分的合适标志，他是在与可证实性完全相反的路径上提出了他的分界标志---可证伪性原则。波普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影响。爱因斯坦曾公开批评可证实性，认为理论只是不断接近真理，波普受到鼓舞，正式提出可证伪性原则。也即是说，波普认为如果一个假说在逻辑上具有经验可证伪性，那么就可以说这一假说是科学的，反之，任何理论或命题如果在逻辑上无法被经验证伪，那么就是非科学的，并且可证伪性越高，这一命题或理论就越接近科学真理。也正因此，波普无法认同获得科学理性知识的途径是归纳的方法，并从可证伪性出发去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

　　波普认为对归纳方法的辩护与修改只是实用主义的宽容。逻辑实证主义者莱欣巴哈和卡尔纳普提出“归纳逻辑”的方法来寻求归纳中的高概率真实，然而在波普看来高概率并不能证明经验内容的有价值性，反而是逻辑上概率越高内容越贫乏，并且在波普认为任何观察都是观念先行，因此归纳的感觉经验基础也并不具有可靠性。针对科学发现中归纳方法的缺陷，波普提出试错法。所谓试错法，即强调要大胆提出假说，使它们面临最严格的批判，以便我们察觉错误之所在。可见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也是基于可证伪思想，并且波普把这一思想贯彻在其政治理论和历史观之中，“波普认为，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猜测与反驳的方法，即试错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2]

　　需要指出的是，波普这一证伪主义的思想方法，又被称作“批判理性主义”,证伪的原则使得波普特别强调批判态度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在波普看来，理性虽然先于经验，但是理性又不一定正确，因此要以批判的态度去面对理性。

　　在波普的全部哲学中，这种“可证伪性”、“批判理性主义”是其思想、方法的基点，这一从科学哲学中获得的思想概念直接影响了波普的政治观、历史观，从他对马克思的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

　　二、波普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波普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紧密联系，其所要表达的核心观念就是反历史主义。波普所谓历史主义，也即历史决定论，“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3]

　　也即是说，波普认为历史主义者有这样一种信念---相信历史是有规律可言的，并且是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条规律从而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波普本人则是坚定的历史非决定者，批判理性的态度使他坚决反对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可预测性，并且他甚至认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是极权主义的来源。波普同时认为历史主义是自古存在的理论，他一直追溯到“上帝选民论”,即认为上帝的意志决定社会发展，他称这是“神学形式的历史主义”,此外还有“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即是认为客观自然规律或思想精神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理论，而近代凸显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在波普眼中，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最纯粹、最发达和最危险的形式”,[4]

　　尽管波普是承认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马克思改造社会的努力。波普之所以要攻击马克思，他是这样说的，“虽然他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科学的方式”[5]于是波普以一种肩负历史使命感的姿态说： “如果我们犹犹豫豫，不能对公认为我们知识传统一部分的东西直言批判的话，这种悲剧性的、可能还是致命的分裂就会由我们来负责”.波普这种严谨地做学问的态度自然要受到尊崇，因此这种态度也要求我们也必须客观理性的对波普的批判做认真地分析。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被波普称之为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也因此将马克思理论区分为两个方面批判，一方面是历史主义，主张社会科学同历史的或进化论的方法一致，另一方面是经济主义，即主张社会的经济组织、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组织是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对历史发展而言是基本的。

　　因此本文也从这两方面介绍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一方面是关于波普反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另一方面是关于波普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的否定。

　　（ 一） 反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方法

　　我们知道波普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认为其是历史主义性质的，具体说来，波普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内在具有实践的要求，因此必须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从而上升到科学层面，然而这一科学性质的获得必须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

　　波普进一步解释这一科学方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性的要求下预见未来，因此马克思科学方法的前提或是基础就必须是决定论的。除了对这一科学方法的目的进行解释，波普还探讨了这一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也即是具有决定性质的规律问题，波普说道“科学的历史……应该探索人据以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各种规律。其中心任务应该是解释生产条件的发展”,[7]由此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属性的标签就牢牢贴上了。

　　接下来，波普所做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展开逐步解读，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否认预见未来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又指出马克思受黑格尔本质与现象的二元论影响，在方法论上造成了对经济因素的过分强调，超越了所谓的“基础作用”,导致经济因素成为一切社会发展所赖以存在的条件，这样便不能使他认同。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说如果经济与知识被毁灭后的世界重建过程中，知识更具重要性； 一是说俄国革命的困难源于马克思没有给出建设性的观念，而正是列宁一句“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广泛引进最现代的电气设备”[8]才得以使俄国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显然，波普想要表达的是思想观念的先在性作用，然而波普并没有注意到所谓的思想观念的产生的前提条件，思想不过是物质的派生物。再有，在第一个例子中，波普也没有注意到虽然知识重要，但在世界重建的过程中它还首先作为生产性的力量发挥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当然，波普同样不能认同马克思关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理论，批判的方法同批判“经济基础”的方法一致，即认为马克思过度强调了“一切”的概念。波普指出，马克思过分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那么就会忽视诸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斗争的矛盾这样的内容，从而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并且认为不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化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可见，波普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坚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始终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而波普则是站在分析具体现象的层面批判马克思宏观结论，这种批判显然不能成立。

　　批判的路径最终走向政治批判，探讨中“最关键的论点； 这就是马克思的国家观，以及一切政治都是无能的观点。”[10]

　　波普说马克思将政治权力视为继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之后的第三等级的力量，然而在他看来政治权力才是最基本的，因为他深信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而制定相应的经济的、法律的政策而解决。因此，波普将政治视作一门社会工程学，强调政治的功能属性，也是在这一点上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不是致力于研究国家的具体职能而是在本质主义的思想下寻求“何谓国家”这样的问题，而本质主义正是历史主义的主要属性之一。

　　在强调政治干预问题上，波普同样认为干预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干预的职能会导致国家权力的积聚，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强民主避免极权，从而保证自由。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波普改良主义的用心，他用现代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干预主义政策和民主制度来反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反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

　　（ 二） 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深化的，从而也进一步证实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让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们感到莫大的危机。波普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形式“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三个环节对马克思的预言实施批判，并且他采取了逆向的批判步骤，先从“社会主义”环节批判开始，最后是对“资本主义”环节的批判，以此达到他所认为的逻辑上的无偏见。

　　第一个批判环节，关于社会主义的来临。波普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随着苦难的增长，工人革命的胜利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然而，无产阶级胜利后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持久团结，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导致新的阶级的产生，也有可能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有异军突起。波普还认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能是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者，但不会是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因为民主干预的政策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纲领建议。

　　第二个批判环节，关于社会革命。波普首先批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阶级消失的观点，认为农民工人不一定会支持无产阶级反而支持资产阶级，或是出现新的中间阶级，还有可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涣散导致无法团结。由此，得出结论说从马克思关于财富和苦难的同步增长的前提中不能得出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只是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取得的，不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结果。

　　第三个批判环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波普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的结论是财富和苦难的同步增长规律，而获得这一结论的前提则是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资料积累的规律，无论是前提还是结论这是马克思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描述，作为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波普是赞同马克思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预言却忘记了干预手段的作用。工会、集体议价、罢工的存在的可能性消除了苦难不断增长的规律，反周期的政策同样消除了马克思的贸易周期理论和失业理论，并且无论是资本家的总收入还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波普批判的实质

　　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内在的导致波普反对历史规律、历史预言的存在，并对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属性加以批判，而坚持历史的非决定思想。波普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历史观上的不认同，而是因为历史主义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用历史决定论的方法把社会科学改变成政治家手中的有力工具”,[11]也正是这种认识，导致波普认为历史主义会导致极权的产生。进一步说明，也即是波普认为这种历史主义会导致统治者根据所谓的历史规律制定改造社会的全盘计划，波普称这种全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乌托邦工程，“总之，波普认为乌托邦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逻辑结果”.[12]

　　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主义，并且是最具危险的，因为在波普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了科学性，正如夏基松先生所说“反对’乌托邦主义‘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13]所以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便可发现波普对马克思批判的不实之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系统阐发了他的新世界观，生产被界定为人与社会的历史性生存的规定，而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发现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密不可分，并且也正是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才得以证实与发展。继《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两次主要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出发点还是方法上都发生转变，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批判与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真正透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本质。不同以往，马克思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并改变一种从生产的客体向度出发的方式转而从主体的劳动出发。劳动是马克思这个抽象的起点，马克思发现他曾经作为逻辑前提的“劳动一般”实际上是现代才有的范畴，通过考察向我们展现了这一范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历史抽象过程： 早期货币时期重商主义将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活动； 而后的重农主义将对象看作劳动一般的成果，劳动从货币的物的外壳中被抽象出来； 最后到了斯密，劳动直接是创造财富的活动。而劳动一般的抽象的最高点，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李嘉图那里才达到的，在那里劳动才是无差别的劳动，才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从劳动范畴的抽象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被现实的确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并不像波普所说观念具有先在性，事实上却是观念取决于人们的历史的一定的物质活动的性质，是历史性的发展的。

　　劳动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时，已经丧失了它的全面性，分工条件下个人的劳动变得片面化，劳动的实现也必须通过市场交换的中介，个人也不再是群体的附属物而成为独立的个人。因此独立的个人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自由平等的要求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产生的概念与需要，而不是什么自然法的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再次展现。马克思说“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14]“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5]而这种社会联系就是表现在他们交换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上，并且交换价值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不是生产。

　　同时，价值形式最终演变成一般价值形态即货币，而正是货币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并且“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16]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成为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由此，劳动这不得不自愿被奴役，资本家也将交换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这正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的关系成为支配人类生存的统治力量。波普批评马克思过渡强调经济的基础作用，然而从马克思这一劳动到价值的逻辑我们便可以看出，并不是马克思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事实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只是它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

　　并且在这历史现象学隐蔽关系的背后存在着真正的剥削，这是波普没有看到的。深入到资本主义成产层面，在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中，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却只是用相当于对象化劳动的货币量获得活劳动的使用价值，并且这部分货币量实际上是工人过去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在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换中，资本家获得两种东西，一是增加它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二是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以保存。

　　至此，马克思发现了雇佣劳动的真正本质，同时发现了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不断地被再生产。

　　由此可见，首先，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从劳动到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批判中，我们发现经济活动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主导层面，并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内在的就是剥削的，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也是历史性固有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也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现象的批判发现的规律，在这样客观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哲学批判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而不是相反。同时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波普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其次，波普强调政治干预政策、强调民主，但是这些手段所解决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问题，或是说解决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次生出来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矛盾却无法通过干预或民主的政策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理论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波普所说的预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中真正的自由得以实现，因此也完全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最后，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更多是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他十分强调一种精确性、实用性，从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科学中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回到科学哲学领域，我们也不能完全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实际上证实的方法在推动科学进步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证伪主义也被后来波兰尼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库恩的范式哲学所取代，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认识到这种证伪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10.

　　[2][12][13]夏基松。 波普哲学述评[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34、153、155.

　　[3][11]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46.

　　[4][5][7][8][10]卡尔·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二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0、142、173、177、189.

　　[6]卡尔·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776.

　　[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07、106、108、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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