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酒器在器型、釉色及纹饰的演变

时间:2019-09-27

 

　　磁州窑是我国北方历史上最大的民窑体系，对于北方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磁州窑从北朝始烧，其中心窑场在今冀南地区滏漳流域的观台和彭城一带，宋金时期达到鼎盛，其影响力辐射北方广大地区，尤其是周边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等地的众多窑场如均窑、定窑、耀州窑也都普遍生产与磁州窑同一风格面貌的瓷器，从而形成我国北方历史上最大的民窑体系，有学者把这些非磁州本地窑口生产的而与磁州窑面貌相类似的瓷器称为磁州窑类型瓷器。历史上中国北方盛产美酒，因此磁州窑从北朝创烧之日起，酒器就成为磁州窑烧造的重要品种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和酿酒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的发展转变，磁州窑酒器的生产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着，不同时代的磁州窑酒器不仅凝聚了前辈手工艺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也为中国陶瓷艺术史留下了丰厚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一方面力图从工艺学的角度梳理磁州窑酒器在器型、釉色、纹饰方面的发展演变史，另一方面将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磁州窑酒器生产的社会背景与市场销路。
　　
　　一、早期磁州窑酒器--北齐隋唐五代
　　
　　据考古发现和文物遗存表明，磁州窑创烧于北朝时期（也有专家认为始于晋）。现在发现的磁州窑早期窑址有今天磁县漳河流域的贾璧窑（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和峰峰的滏阳河流域临水窑（北朝晚期至宋元时期），均主要生产青瓷，其中贾璧窑有粗细两种，粗者胎色青灰，颗粒较粗，细者胎色灰白，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釉色青绿透明，器外壁施半釉，制作中规中矩，轮廓清晰。临水窑则胎质细腻，釉色青黄，器型中有碗钵壶罐等，均可作酒器使用。1975 年北齐高润墓中出土了青釉罐，釉色光润，因还原不足釉色发黄，但制作规范，口小、颈短、丰肩、鼓腹、瘦底，显现了梅瓶的一些造型。同时出土的龙柄鸡首注壶更是堪称精品，盘口，细长束颈，丰肩，鼓腹，下腹斜内收，实足外撇，细颈装饰三条弦纹，肩部有一竖直双泥条长柄，向上弯向壶口，并作龙首状与壶口相连，肩部两侧分别饰两个桥形纽状系；光润的青黄釉，密实的红褐胎，造型大气挺拔，做工精美，按其釉色推测当为临水窑烧制，可见磁州窑从建窑之初就开始为附近的北齐皇室贵族烧造御用之物（见图 1）。高润墓出土的还有青釉刻纹覆莲盖罐也堪称是磁州窑酒器中的精品。隋代有临水窑的连珠纹青釉兽面双系扁壶，似乎带有波斯和中亚一带民族的审美特点。此外隋代的青釉三系罐造型釉色亦十分精美，唐代则流行临水窑所产的黄釉弦纹双系注壶，短柄短流，鼓腹，双系，席纹或弦纹。其釉色与形制与同期邢窑中的产品颇为接近，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鼎盛期磁州窑酒器--宋金元
　　
　　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烧造活动达到高峰，形成了滏阳河、漳河流域两大烧制中心和临水、彭城、观台三大窑场。据史料记载，宋金元时期，磁州窑所在地区酿酒业空前繁荣，有“风曲法酒”、“艾城酒”、“香桂酒”等品种，磁州窑酒器随之大量烧造，其品种繁多，装饰多样，形成许多经典器型。一方面宋代酒器中的注壶仍然流行，如邯郸市博物馆所藏的白釉注壶，造型简洁典雅，釉色单纯匀净，体现了宋人崇尚朴素的审美特点，且多与注碗配套使用，注碗用作温酒器，如磁县磁州窑博物馆所收藏的观台窑址 1987 年出土的宋代白釉仿定窑花口注碗。
　　
　　而流行于宋金元时期古朴典雅的梅瓶则是磁州窑代表性的经典器型。梅瓶是一种口小，短颈、丰肩，上腹圆鼓、下腹内收的瓷瓶。“梅瓶”的称谓历来有多种说法，较为流行的是因其口小，仅能插梅枝，所以称梅瓶，但明代以前并无“梅瓶”一词，在宋代称之为“经瓶”,为盛酒器，宋赵德麟所着《侯鲭录》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有人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由此可见“经”是酒的一种计量单位，在北宋还曾一度为官府烧造。北宋的梅瓶胫部较短，直收到底，容量较大，造型稳定，实用性很强，装饰多以剔花、划花、珍珠地划花等技法（见图 2）。纹样则有缠枝牡丹、龙、凤等等。当时为了运输方便，还出现了一种矮腹瓶，实际上是保留了梅瓶的容量最大的肩部，同时又有效地降低了瓶体的重心。金代则为了适应游牧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梅瓶趋于高大，胫部变的细长，造型愈加挺拔秀丽，但球形的肩部仍然保持了很大的容量。为了保持其放置的稳定性，其圈足变得更加厚重紧密，在兼顾美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其实用性（见图 3）。金代是观台窑的盛期，梅瓶的装饰技艺更加精湛而丰富，常见剔、刻、划、绘多种工艺并施，装饰纹样也较北宋更加多样。元代磁州窑开始走向衰落，但其酒器中仍保留有大量梅瓶，唯其体量变小，且胫部逐渐外撇，增加了圈足的接地面积，同时使其外廓更富于曲线变化，形似鱼尾，因此也有人称之为鱼尾瓶（见图 4）。相比宋金时期显得更为玲珑小巧，装饰技法中的剔花、刻花和划花渐少，主要以白地黑绘为主，瓶体装饰中带有山水、花鸟画的文人审美因素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峰峰矿区文保所藏有一元代纯白地肩部斜书“内府”款的梅瓶（见图 5），此类梅瓶在元大都遗址中也多有发现，显示了元代开始磁州窑已为宫廷和官府烧造。
　　
　　元代的酒器中还出现了大量四系瓶和玉壶春瓶（“春”即是酒的意思）。元代酒器中的最为典型的器物当属四系瓶，小口，颈部有叶状四系，成橄榄形，有的肩部略大，有的腹部略大，还有的腹部细长，略似棒槌形，胎体厚重，适宜草原上的马背民族系挂于马上，其装饰多为白地黑花，有花卉、人物、龙凤、诗词、酒馆名等题材，如彭城窑烧造的带馆铭的元代四系瓶（见图 6）。有些四系瓶体量很大，其作用类似于酒坛。玉壶春瓶形制较小，北宋时就有，历金至元大量出现，随着元代蒸馏酒技术的不断成熟，酒具向小巧与精致化发展。玉壶春瓶发展到后来成为更加小巧的酒素子，而先前流行于宋代的注壶与温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外元代磁州窑还出土了一些白地褐彩（或黑彩）的龙凤纹坛，线条粗犷泼辣富于张力，以前有学者称是储酒器，但在近年元代蒙古人墓葬的考古中发现有盛放骨灰事例，还有一些则外销到东南亚一带，其具体用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衰落期磁州窑酒器--明清时期
　　
　　金元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部分磁州窑的工匠南迁景德镇，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再加上景德镇当地优质的高岭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景德镇作为全国新的制瓷中心在明代逐渐发展起来，而在磁州当地，临水窑、观台窑随着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地震、洪水等天灾逐渐废弃，唯有彭城窑仍然窑火兴旺。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大小城镇的再度繁荣，此时的磁州窑已然逐渐转向民间日用粗瓷的生产，在精致高档瓷的烧造上无法与宋金时期相比，多为简易、价值低廉的缸、盆、瓶、盘、碗、罐、碟、枕等粗瓷之属，但明代磁州窑在酒器制造上仍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是磁州窑的大型酒缸、酒坛、酒瓶烧制的长足发展。
　　
　　磁州窑的酒坛制造在明代达到鼎盛。磁州境内蕴藏大量的制瓷原料，当地除了大青土外，更多的是耐火土，虽然质地粗，但却适合用作制作窑具及缸坛一类大器的粗胎材料，故也称作“缸土”.另外，磁州窑所属境内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储量大，质量佳着称，所烧造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城，隋代开挖的大运河从附近经过，沟通在这里的漳河、滏阳河等水系，当年水深道宽可经京杭大运河直通津京，便利的水上运输，使大批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京城，因此磁州窑在明代的酒缸、酒坛、酒瓶的产量十分可观，得以与当时的 “瓷都”景德镇并驾齐驱，获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明嘉靖《彰德府志·地理·磁县》条下记载：“彭城厂，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缸罂之属，或绘以五彩，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在《大明会典》
　　
　　卷 194《工部十四》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坛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
　　
　　以此看出，明代时磁州彭城窑烧造了大量供官府和皇家使用的酒坛、酒瓶。这些酒坛酒瓶，限于当地条件，仍属粗瓷，并非官府皇家日常所用瓷品，应该是作为一种储酒器被使用。近年彭城出土了明代早期的大小几种不同规格的菊花蕉叶纹罐，还有玉壶春瓶等盛酒器与之妆饰风格相类似，这些是否就是《大明会典》中所说的磁州为光禄寺生产的酒具，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邯郸的古玩市场和各地博物馆里还存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白地黑花大型酒坛、酒缸，这些酒缸酒坛基本器型多为直口，卷沿、溜肩，由腹上部最宽处向下逐渐内收，均为小平底，整体形状略成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多为高 60 厘米的大坛，也有少数 30 公分左右的小坛，口有大小之分，腹中部大都绘一圈变形鱼纹或变形飞鸟纹，腹下部多素白色，在肩部多开光题写有关酒的诗句，有的还署有干支纪年及工匠产地，从这些酒坛的造型、工艺、纹饰特点来看，应为同一窑场产品（见图 7）。从有些大型酒坛上书有“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程村匠人×做造”可以推断为山西壶关窑生产。明代潞安府的治所是今长治市，程村则在今壶关县城西北 5 分里处。而今壶关县程村却并未找到古代窑址遗存。
　　
　　据《山西通志》卷四十七《潞安府》物产条：“酒，元宋伯仁酒，潞州有珍珠红，王世贞酒品，潞州鲜红酒盖烧酒也，入口味稍美，易进而作剧，吻咽间如刺，或曰即葡萄酒遗法也。”
　　
　　从遗存来看，壶关县除生产此类大型酒坛酒缸之外仿佛并无其它器型，由此可以推断当地潞安府盛产美酒，同时壶关又是通往华北的唯一交通要道，这里可能成为山西潞安府地区的一个大型酒类的集散地，而壶关当地配合烧造这种大型酒坛也就成为必然。从这些大型酒坛的记年来看，生产年代上至明嘉靖年间下至清乾隆初期，以明万历年造器为最多，坛的整体造型变化并不大，只是嘉靖时纹饰较为繁密，至隆庆时纹饰变得疏简，再往后经万历直至清代纹饰则更趋简化。
　　
　　这种白地黑花大酒坛多绘缠枝莲花纹、牡丹纹、鱼纹，或是在肩腹结合部开光书写“东阳（杨）高酒”、“东阳好酒”（今涉县以西几十里有东阳关，即古代的壶口故关，是山西穿越太行山东出冀南平原的一条唯一通道，因此称此地所产美酒为东阳好酒）、“好酒一潭”、“曲花酒香”、“清河白水”、“黄酒乙坛”等与酒有关的民间俗语。
　　
　　有一制作于明代隆庆五年的韩氏制酒海，肩部有劝人为贤行孝的诗句：“贤良是孟姜，孝顺是王梁。在家敬父母，何须远烧香……”.另一乾隆八年的白地褐彩的诗文大酒缸在其肩部写有诗文“放酒酒好，成醋醋酸，放水不漏，淹菜菜咸，诸般都放，放蜜更甜，买上一个，君子喜欢……”（见图 8）腹部则用灵动活泼的草花装饰，显示出了浓郁的民间特色。
　　
　　明清时期在民间还流行各种各样的倒流壶等小型酒器，造型生动，装饰技法非常丰富，如邯郸市博物馆藏明代的模印“天官赐福”纹倒流壶，峰峰磁州窑历史博物馆藏明代李钥墓出土的黑釉兽嘴倒流壶等等，充满了民间的生活气息，充分反映了磁州窑民间匠师的聪明才智。
　　
　　此外彭城窑生产的酒具中，还有一种瓷温酒炉，器型为平底、形鼓腹镂空，腹内有一个类似小酒盅的炉。冀南一带民间有喝热酒的习惯，故盛行一种锡酒壶，俗称“酒觫”.温酒时顺便向炉内酒盅倒上一小盅白酒点燃，再将锡酒壶放在其上加热温烤，使用方便易行，明清时期多为黑釉、白釉、酱釉，近代则多为青花装饰，此为磁州彭城窑所特有之酒具。
　　
　　四、余论：民国至今磁州窑酒器进入转型变革期
　　
　　清末，在景德镇的光环下，磁州窑的粗瓷愈显“不堪入目”,当时直隶政府选派优秀员工到景德镇学习先进的技术，但由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限质，改良并不是很成功，民国时期，以青花、五彩等陈设瓷为主，器形以瓶为大宗，酒器并无多大创造。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彭城原先零乱繁杂的民间窑厂被合并成国有企业，几经转变，后来形成了邯郸陶瓷总公司。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是彭城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陶瓷总公司先后成立了十几个陶瓷厂，其中包括以生产艺术瓷的陶瓷七厂，此外还成立了磁州窑艺术研究所，开办了陶瓷学校，并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发展创新生产工艺，产品远销海内外，彭城陶瓷产区成为全国八大瓷区之一。但此期磁州窑酒器的开发由于玻璃酒器的大量应用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大批量生产缺乏艺术个性的普通低档的酒瓶，酒杯，酒壶，对磁州窑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开发不足。90 年代后期，由于沿海陶瓷产区的崛起，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彭城陶瓷重新进入一个衰落期，许多企业倒闭，职工大量下岗，利润与市场占有率也一泄千里。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回暖与企业改制的推行，彭城陶瓷业渐渐复苏。地方政府为重振传统陶瓷产业，政府先后举办了磁州窑陶瓷文化节并保护修建了一批磁州窑博物馆，为磁州窑产业的复兴提供了很大的推力。
　　
　　彭城地方政府还通过开放贷款条件以及政府拨款，扶植支持某些有实力的私人企业或作坊成立公司，如安际衡的大家陶艺公司，它的产品既包括传统的磁州窑梅瓶、花口瓶等，也包括一些创新出来的具有磁州窑风格的酒具、镂空灯罩等艺术性很高的日用品，使传统的古代技艺焕发了现代的活力；磁县政府则在溢泉湖旁边建立了磁州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2010 年，台湾法兰瓷公司与磁县合作开发了第一批具有磁州窑白地黑花的传统经典元素的法兰瓷产品--“流光美影”（见图 9），其中包含有酒具的设计，结合了现代设计理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后法兰瓷公司又注册邯郸法兰瓷磁州窑瓷业有限公司，正式开始了与磁州窑长期深入的合作。
　　
　　当前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基本需求之后，必然转向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进一步深入开发磁州窑丰富的文化传统，重新确立起磁州窑文化符号在地方酒器设计文化中的鲜明特色，将会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取得双赢，相信古老的磁州窑一定如凤凰涅磐一样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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