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会大学中声乐教育的特色与价值

时间:2019-09-27

　　一、来自中国社会的压力

　　及办学宗旨的转变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借助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的文化、科技、教育等开始涌入中国，西方传教士也深入到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并且在传教的同时逐渐开办慈善事业、创办学校。至1918年，西方基督教在华创办的学校已形成了一个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到大学的教育系统，学生人数超过了15万人。
　　而教会学校中所开设的音乐课程以钢琴、风琴、声乐为主，也有弦乐、音乐史等课程。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全面、完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的新式音乐教育具有开先河的作用，也对后来中国学校的教育模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这些早期的教会学校中接受过音乐教育的学生，一部分在新式学堂中担任了音乐教师，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先前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共有十三所，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等，它们在建国初期随着全国高校院系的调整而消失。这些学校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外籍教师，培养了众多领域内的杰出人才。其中，部分教会综合类大学中设有音乐系，其音乐教育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器演奏、演唱、作曲等方面培养了许多人才，为在中国社会传播西洋音乐，普及专业音乐教育与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与欧美等国亦有频繁的文化交流。燕大创立于1919年，由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四个基督教差会创办的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等四所学校合并而成。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国民众呼吁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蓬勃兴起，燕大增设了多种文理科课程，同时淡化宗教因素，宗教课程在20年代就已不在必修课之列，学生也无须做礼拜。1929年，燕大在中国政府正式立案，转变为以学术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发展为三四十年代国内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
　　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早期(1920—1928)阶段，其音乐课程只是“艺术组”的选修科目，师资较为缺乏，所开设的课程也只有和声、声乐、钢琴、音乐史和音乐欣赏等。1929年，燕大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设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音乐系正式成为了文学院中的一个主修学系。中期的发展繁荣而多彩，但1941年日军占领燕园，使得燕大被迫停办，音乐系的发展也暂时中断，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于10月份在北平复校，音乐系于次年正式重建。1949年以后，由于中美关系恶化，西方教会学校失去了在中国社会继续存在的根基，燕大于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多所高校，音乐系被并入了中央音乐学院，至此结束了其发展历史。
　　需要明确的是，近代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经过了一个从辅助传教到学术研究与教育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转变是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变化直接相关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差会被迫转变传教方式与策略，同时清政府废除科举，派留学生赴西方学习，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教会的敌对情绪，基督教进入了在中国的发展期。20世纪上半叶，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其办学的最初目的与传教还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如燕大在创立之初，其音乐课程的教授目标是为了辅助培养传教人才。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得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宗教，并且当时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西方在华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占领中国，遂增加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压力，之后还兴起了长达六年的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运动。1925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及1929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办学方针、教学内容等进行了限制。这一形势都迫使西方教会对在华传教进行了反思，并改变了传教策略，于是，基督教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发展道路，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本色化”转变。
　　教会大学经过了“本土化”的自我选择，已经从单纯以宗教教育为目的的差会学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科研机构。燕京大学的创建者司徒雷登也顺应了这一社会趋势，积极申请燕大在中国教育部立案，使燕大摆脱美国托事部的束缚，转变为中国化的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大学，较早地将宗教课程从必修课中去除，并取消了学生必须做礼拜的规定，进而又规定不设神学课程，神学院也成为了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宗教学院，并且不在大学注册的范围内，师生人数也很少。燕大注重中国文史方面的课程与工作，许多当时着名的国学学者都曾在燕大任教，并在校园里提倡信仰自由，燕大的师生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思想的自由。不仅如此，燕大还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积极响应爱国民主运动的大学。
　　在燕京大学办学转变的整体进程中，音乐系也得以确立其专业音乐教育的性质，所培养的众多专业音乐人才在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曾长期担任音乐系主任的范天祥提倡编写以中国音乐为基础的圣咏，十分重视中国传统音乐，这使得燕大音乐系对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化风格的音乐创作，以及中国音乐在新时期的发展等问题都十分关注。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当时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情绪和中国音乐家对发展本国音乐教育明确而坚定的信念有关。
　　在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成立之前，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而燕大音乐系的教学水准在其中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从综合大学中的音乐教育情况来看，根据赵梅伯在1929年所作的统计，当时全国只有六所大学授予音乐课的学分，以区别于课外音乐活动，其中燕大名列榜首。除燕大之外，其他教会大学如私立华南女子大学(福州)、沪江大学(上海)以及私立华西协和大学(成都)等，均设立了音乐系。

　　二、教学概况及成果

　　燕京大学音乐系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所开设的课程逐渐涵盖了西方音乐教育的基本课程，包括和声、曲式、复调、自由作曲、音乐史、音乐鉴赏、钢琴、声乐、合唱等，还为有志成为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学生开设了音乐教授法。其教师主要为美籍教师苏路德(Ｒuth Stahl)、关德森(H．M．Gunderson)、范天祥(Bliss Wiant)及其夫人，威尔逊夫人(Mrs．E．O．Wilson)、魏德林(AdelineH．Veghte)等人。从1929年正式成立音乐系至1952年被并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长年稳定开设了这些课程，并增设了配器法、比较音乐等课程。音乐系所设置的专业主要为钢琴、声乐和作曲三个方向，对毕业生的音乐会、音乐创作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杨荫浏应邀在燕大音乐系开设了中国音乐史一课，这是较早在近代中国学校中开设此课的记载。其他教师在和声、复调、作曲等课程的教学中也比较强调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音乐的结合问题。建国后，琵琶演奏家杨大钧、古琴家管平湖等也曾被音乐系邀请来任教。因此，虽是一所教会大学中的音乐系，燕大音乐系并没有只关注西方音乐，而是在运用西方音乐手段发展中国音乐创作方面有着可贵的提倡。
　　由于燕京大学是一所综合类大学，因此其音乐系的学生在入校时就通过了较为全面的文、理科知识的考核。入校后，燕大雄厚的师资力量也为音乐系学生提供了较好的文化教育基础。音乐系的学生除须修毕音乐系课程外，还须修毕文学院所规定的文、理科课程，并要选定一个副修学系(如国文、西文、教育、历史、哲学、心理、新闻或家事系)，其他各系的主修生也可以选择音乐系为副修学系，或自由到音乐系选修课程。这对于完善、提高音乐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益处颇多，为在燕园内普及音乐、营造热爱音乐的氛围，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少非音乐专业的学生都曾在音乐系学习并参加活动，从中受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音乐系师生人数较少的不足。
　　燕大音乐系共招收过主修生约95人，其中大批优秀学生，如许勇三、刘金定、茅爱立、李菊红、赵行道、杨儒怀、刘畅标、曹悦荪等都在中国音乐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综合大学中的音乐系，燕大音乐系的学生一方面可以接受到专门音乐院校所不具备的全面的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非音乐系的学生也在音乐系开放包容的教学环境中获益良多。如1925年考入燕京大学理科的阎述诗，在当时的燕大男校学习了范天祥开设的和声与合唱课，并参加了歌咏活动。他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创作了歌曲《五月的鲜花》，传唱全国。再如李抱忱，1926年中学毕业后，他被保送入燕京大学，主修教育，副修声乐。在跟随范天祥学习的过程中，李抱忱接触到大量合唱作品，培养了他对合唱音乐的热爱。1930年，他以题为《中学音乐欣赏教材》的毕业论文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这是他主修和副修学科的联合成果。毕业后，他在北京教会学校育英中学教授音乐，在他的领导下，育英中学的合唱团每年都要赴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出。他还积极推进北京大中学校的合唱运动，如1935年他与范天祥策划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合唱运动，对当时平津地区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合唱事业的先驱，李抱忱对中国初期阶段的合唱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来他正式转向了合唱与音乐教学事业，而这都与他在燕大音乐系的学习经历直接相关。着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沈湘，1940年考入燕大时主修的是英文专业，同时选修了许多音乐课程，后来才转向了声乐演唱专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44年入校的李维渤也是英语系的主修生，副修音乐，后来赴美国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音乐系专修声乐，1951年获音乐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研究院，并于次年获得音乐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培养的大批学生活跃在国内外歌剧舞台和声乐教育领域中。
　　从所培养的人才来看，燕大音乐系的教学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水准，对于西洋音乐有较为系统和扎实的教授。燕大音乐系学生毕业后耕耘于各个音乐岗位，95位主修生以及其他副修生、还有曾在音乐系受益的学生们，后来成长为教师、作曲家、理论家、演奏家、演唱家等多种人才。同时，由于燕大优厚的综合文化氛围的影响，燕大毕业生大都具有较为全面的文化基础，这对提高音乐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丰富活跃的音乐实践

　　燕大音乐系十分重视师生的音乐实践，学生平时的音乐会与毕业音乐会、各种讨论会、合唱活动、校外音乐家的讲座和音乐会等都十分活跃，学生还参与到由不同学校学生组成的管弦乐队中演出。燕大音乐系的学生在三四十年代里每月都要举行音乐会，主修生每年须举办年度音乐会，主修钢琴演奏和声乐演唱的学生毕业时都要举办个人独奏或独唱音乐会，作曲专业主修生毕业时则要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不仅如此，不少主修钢琴演奏和声乐演唱的学生还曾在音乐会上演出自己改编的作品，如30年代毕业的卢淇沃、刘俊峰、刘金定均非作曲主修生，但他们都演出过自己改编的作品，1940年毕业的钢琴主修生韩德常还曾将古曲《阳关三叠》改编为钢琴与管弦乐队演奏的同名幻想曲，这体现出燕大音乐系学生活跃的音乐生活与多方面的专业才能。
　　在演出曲目方面，音乐系学生演出的作品以巴洛克、古典、浪漫派作品为主，19－20世纪之交的部分作曲家的作品也在演出范围之内，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李斯特、格里格、布拉姆斯、穆索尔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理查·施特劳斯、德彪西等人的作品均经常出现在节目单中，所演出的作品也大都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如钢琴主修生的毕业音乐会上都要演奏一部协奏曲的某一乐章，通常由钢琴教师苏路德以钢琴协奏。
　　音乐系经常邀请校外音乐家来燕大举办讲座和音乐会，如，1932年12月29日，斯格特夫人(Mrs．Scott)曾作过有关爪哇音乐的讲座;1939年12月，美国钢琴家鲍温夫人(Mrs．TrevorP．Bowen)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及音乐会，以讲解与演奏相结合的方式，将古钢琴时期至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展示，曲目包括贝多芬《bE大调钢琴奏鸣曲》、《“热情”奏鸣曲》、《C大调主题与32首变奏曲》、《“月光”奏鸣曲》，舒曼《狂欢节》，布拉姆斯的《狂想曲》，李斯特的《狂想曲》，门德尔松《e小调谐谑曲》等。这次系列讲座及音乐会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钢琴音乐作品的发展脉络，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燕大音乐系的教学特点之一是非常重视音乐的听觉欣赏，从1930年即开始举办“留声机音乐会”，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留声机音乐会”对作曲家及创作背景进行介绍，并进行作品的欣赏。这项活动一直坚持到音乐系的后期发展阶段，所欣赏的作品涵盖了西方中世纪到20世纪初的代表性创作，作品体裁包括从宗教体裁到世俗体裁、从声乐到器乐、从独唱(独奏)到交响音乐，以及歌剧等多种形式。随着经验的积累，在“留声机音乐会”上还曾举办过有关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比较、中西声乐与器乐音乐比较的活动。
　　此外，由燕大音乐系师生担任骨干的燕大歌咏团也十分活跃，并成为北平市的一项重要社会音乐演出，其历史从1927年建立至1951年解散，前后跨越了24年，多次在校内外，包括北平、天津等地演出，还曾参加北平的群众歌咏运动。歌咏团的排演活动不仅对提高燕大音乐系师生的音乐实践，同时对作为综合大学的燕京大学的各系师生的音乐生活，都起到了丰富与普及作用，体现出综合类大学里开展音乐活动的优越性。

　　四、对中国音乐的重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所教授的主要是西方音乐及其作曲技术，由于西方文化(包括西方音乐)的大规模涌入，对近代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持“中不如西”的观念，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地位与传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作为教会大学中的音乐系，燕大音乐系的教学自然是以西方音乐为主的，但音乐系教师并未排斥或贬低中国传统音乐，而是在教授西方音乐的同时，鼓励学生了解、关心本国文化遗产，并运用西方的作曲手法来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这一点在教学内容与各种实践活动中都有所体现。
　　燕大音乐系曾多次邀请有关音乐家来燕园举办有关中国音乐的音乐会与讲座。1932年11月8日，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音乐有相当了解的英籍犹太音乐家勒维斯(JohnHazedelLevis)应音乐系主任范天祥的邀请，在燕大举办了一场有关中西音乐比较的演讲。他对中、西音乐各自在线条思维与立体化思维方面的特点与优势进行了比较，指出中西音乐各有所长，这一较为客观的评价有助于燕大学生冷静地认识中国音乐的价值与魅力。1937年，热心提倡中国音乐的俄裔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齐尔品(AlexanderTcherepnine)应邀在燕大举办音乐会，演奏了他创作的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
　　音乐系组织的这些活动对于学生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不少音乐系的学生都曾创作或改编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其中较为突出的是1937年音乐系作曲主修生许勇三的毕业作品音乐会。这场作品音乐会以“许勇三国化乐曲尝试作”为题，展示了许勇三以中国传统音乐如《小白菜》、《木兰辞》、《梅花三弄》与祭孔音乐等为基础改编或创作的独奏、独唱、合唱、室内乐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在多声音乐创作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当时在燕大音乐系任教的杨荫浏为此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对许勇三吸收西方音乐的技术来丰富中国音乐创作的做法进行了肯定。
　　1935年1月7日下午五时，燕大音乐系在燕大临湖轩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中国音乐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讨论会，并邀请了齐尔品、郑颖荪及任光演奏与中国传统音乐有关的作品。在这次讨论会上，郑颖荪进行了题为“中乐之沿革”的演讲，并进行了演奏活动，所演奏的有:郑颖荪古琴独奏(曲目不详)、韶韺乐社社员合奏《双星恨》、古廷昌小提琴独奏(曲目不详)、范天祥钢琴独奏自作中国乐曲数首(曲目不详)、任光钢琴独奏《昭君怨》、齐尔品钢琴独奏中国乐曲三阙(曲目不详)。韶韺乐社是燕京大学的广东籍学生发起的国乐演奏组织，1934年曾在北京饭店、协和礼堂及一些大学演出，已具有相当的名声，据《燕京新闻》的报道，在这次讨论会上所演奏的《双星恨》，是其社员创作的作品。在中国社会以学习西乐为潮流的30年代，举办这样一场以中国音乐为主题的讲座与音乐演出，并探讨中国音乐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问题，具有可贵的历史意义。这次讨论会和演奏活动之后，任光还约请了燕大韶韺乐社于1月8日晚八时在欧美同学会灌摄唱片，这批唱片后来被正式发行，并因销量颇好而被再度发行。
　　1936年10月16日周五晚，琵琶演奏家郑曾祜及二胡演奏家蒋风之应音乐系师生创办的音乐学会之邀，在燕大贝公楼礼堂举办了一场国乐演奏会。
　　作为刘天华的得意门生之一，蒋风之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声誉。郑曾祜是国乐演奏家郑颖荪的儿子。这次音乐会演出的作品有:
　　1．二胡独奏《虞舜熏风操》………蒋风之
　　2．琵琶独奏《飞花点翠》…………郑曾祜
　　3．琵琶独奏《新疆音乐进行曲》…郑曾祜
　　4．二胡独奏《光明行》……………蒋风之
　　5．琵琶独奏《阳春古曲》…………郑曾祜
　　中场休息
　　6．琵琶、二胡合奏《云庆》
　　郑曾祜、蒋风之
　　7．琵琶独奏《浔阳月夜》…………郑曾祜
　　8．二胡独奏《病中吟》……………蒋风之
　　9．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郑曾祜
　　10．二胡独奏《空山鸟语》…………蒋风之
　　这些曲目包括中国民间传统音乐曲与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和琵琶独奏曲，使听众对传统曲目和当时新创作的民族器乐曲都有所了解。这次音乐会由燕大音乐系师生组织的音乐学会主办，可见当时音乐系学生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1941年5月23日晚，蒋风之又应邀参加了在燕大举办的主题为“初夏国乐夜”的演奏会，演奏了《汉宫秋月》、《虞舜薰风操》和《空山鸟语》等二胡曲，以及琵琶曲若干首(曲目不详)，还有另外两位国乐演奏家与蒋风之一同前来，演奏古琴与古筝曲。燕大校友还专门组织了合唱团表演独唱与合唱，演唱当时流行的中国歌曲。
　　音乐系重视中国音乐的氛围一直延续至后期阶段，如1947年的《燕京新闻》中还介绍了由国乐家管平湖主持的“国乐欣赏”活动的情况，从课程设置和音乐活动情况来看，燕大音乐系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也经过了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在早期的课程(如1924年范天祥担任的和声课)中只是零星地见到对于教授西洋音乐与发展中国音乐的联系的资料。而在音乐系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30年代之后，中国音乐史、比较音乐等课程的开设，在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重视其与发展中国音乐创作的联系，举办有关中国音乐的活动，鼓励学生创作中国风格的作品等做法，都体现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愈加重视。范天祥、苏路德、许勇三等教师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这些都有利于促进音乐系学生对中国音乐的学习，以及在整个燕大校园培养热爱国乐的氛围。燕京大学向来有中西文化融合的传统，其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当时享有盛誉，并有京剧业余爱好者组织“国剧社”经常进行排演活动。这样的整体学校氛围也为音乐系师生提倡国乐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到，燕大音乐系虽然是教会学校中的音乐系，但其教师在当时崇尚西乐的社会环境下仍努力培养和保持学生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和学习热情，这一点应予以肯定。由此得以窥见，近代的教会大学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在相当程度上是持尊重态度并加以提倡的，而以往对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的评价则有失偏颇。

　　五、宗教因素的体现

　　20世纪初，由于教会大学主要从属于创办学校的各个差会，在教学内容和宗旨方面与宗教目的联系较为紧密。以燕京大学为例，燕大在建校之初有着较为浓厚的宗教特色，曾要求学生做礼拜，并将宗教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此外，学校小教堂中唱诗班的合唱活动也由来已久，在20年代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里，都有学生合唱团进行歌咏演出。1929年，由于来自中国广大民众要求教育自主的呼声以及中国政府有关规定的压力，教会大学面临着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要求进行妥协、对自身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局面，于是它们纷纷淡化宗教因素，以求得在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在当时教会大学的“世俗化”、“本土化”改革潮流中，燕大是较为成功的例子。
　　改革后的燕大不再将宗教列为必修科目，师生都有是否信教及信仰何种宗教或党派的自由，但透过留存下来的史料，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所遗留的宗教因素。燕大有基督教团契组织，作为基督教徒之间联络感情的媒介。燕大音乐系的主力教师范天祥及其夫人均为基督教徒，他们曾经主持过一个名为“咏团”的基督教团契，但这个团契的主要活动是歌唱基督教歌曲，属于自由松散的组织，很多学生参加这个团契是为了提高歌唱水平或增进与其他同学的感情。因此，虽然是基督教团契，但“咏团”并非有着严格的组织或以宗教崇拜活动为主要目的。
　　此外，燕大歌咏团也是燕大宗教因素的体现之一。燕大歌咏团原为燕大师生组成的课外组织，成立于1927年，1928年在北京城内的亚斯礼堂(AsburyChurch)演唱亨德尔的《弥赛亚》，这是近代第一次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大型歌咏团演唱西洋大型合唱作品。后来歌咏团与音乐系教师范天祥开设的合唱课联系日益密切。范天祥长期担任歌咏团的指导与组织工作，修习合唱课的学生成为歌咏团的成员。由于燕大音乐系规模较小，因此歌咏团中有大量来自非音乐系的师生，但如钢琴伴奏、独唱等重要角色大多是由音乐系师生承担。
　　燕大歌咏团曾多次在北京城内与其他重要城市演出，如每年都要在北京饭店演出《弥赛亚》，演出时队员多在100人以上，有时还用管弦乐队伴奏。1935年2月25日，歌咏团赴天津大光明戏院演出《弥赛亚》，这是近代在天津首次演出《弥赛亚》的记录。除《弥赛亚》之外，燕大歌咏团还排演过海顿的《创世纪》、门德尔松的《伊利亚》与《颂赞诗》、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弗朗克的《A大调弥撒曲》等作品。这些作品均为西方宗教题材的经典合唱作品，从中不难看到宗教成分的体现。歌咏团的宗教因素还体现在一些宗教歌唱的演出中。1940年11月29日，燕大歌咏团与公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圣公会等七个团体共175人在北京灯市口联合举行了圣乐合唱，由燕大教师范天祥担任指挥，演唱了格里高利圣咏与帕勒斯特里那、巴赫、贝多芬及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宗教作品，以及运用中国旋律编写的圣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均是以中文演唱的。
　　此次联合圣歌合唱活动或许与融洽各基督教团体的关系、推广基督教音乐的意图不无关联。燕大歌咏团并不是以传播基督教为目的的合唱团体，但它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宗教因素并从中受益。燕大歌咏团常年演唱宗教题材的合唱作品，而通过这种方式又为在社会范围内传播合唱艺术、培养音乐人才、促进中西音乐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在其中担任独唱的中国学生有些后来还成为了声乐家和音乐教师。此外，燕大歌咏团还曾积极参与当时的爱国歌咏运动。因此，我们既应承认燕大音乐系的宗教因素，同时又应看到其专业音乐教育的性质，以及通过部分具有宗教色彩的活动在客观效果上对于音乐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对燕大音乐活动中宗教与音乐的关系问题应有的相对客观的认识。

　　小结

　　基督教并非专属西方，而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经过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应当“力求客观地、也更为超越地研究这个历史课题”。燕京大学是中西融合的产物，燕大音乐系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由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敏感的政治地位与当时中美间紧张的政治关系之故，对燕大的研究一度成为禁区。但曾经的“文化侵略”的评价并不能遮盖其耀眼的光芒和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实际作用。虽然燕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但燕大音乐系的后续影响及其精神却在继续闪耀着它的光辉。“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开办学校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寻求海外扩张的大潮中起始的，但这种“扩张”的客观效果并不完全由其初衷而决定。并且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几乎都不是受命于本国政府的，其根本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甚至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实际效果上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情感，没有使近代中国成为纯粹的文化接受者，而是在碰撞中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并衍生出新型的近代中国文化。不论出发点如何，教会学校在客观上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开启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并兼重中国的传统儒学教育，这些都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十几所教会大学中教学水准最高、最为知名的大学，其音乐系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规模一直较小，但培养了众多着名音乐家与音乐教师，其教学水准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燕大音乐系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优秀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教会综合类大学乃至中国大学中的音乐教育水平。燕大音乐系的历史证明，它并没有成为培养传教士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摇篮。
　　燕大本身是中西交融的产物，燕大音乐系亦体现了这一特点。音乐系一方面以教授西方音乐为基础，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提倡中国传统音乐，以及采用西方作曲技术发展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前文所述燕大音乐系对中西音乐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中国音乐的尊重与丰富发展的做法，是一个有力的印证。教会大学中的音乐活动，丰富了近代中国的音乐生活，为在学校及社会范围内普及专业音乐，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综合大学中的文化氛围也使音乐系的学生受益匪浅。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构成了教会综合大学中音乐教育的一个特点。
　　此外，教会大学虽然在主要职能上已经转变为学术研究与教育机构，但其中的宗教因素却并未完全消失，如举办不同团体或差会的联合歌咏活动，排演宗教题材的合唱作品等，均体现出宗教因素的遗留。但通过这些宗教内容作品的排演，对音乐教育也起到了推进作用。同时燕大歌咏团也曾多次参加过大中学校联合歌咏运动，演唱了不少爱国歌曲。这些都体现出其爱国与宗教的双重性质。
　　通过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今天我们对教会大学音乐教育的面貌有了越来越清晰和全面的认识，这对于我们面对真实的历史、客观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再来审视包括燕大音乐系在内的教会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时，既应肯定其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的教育成果，也应对其重视中国音乐传统、鼓励“中国化”音乐创作的音乐文化思想给予认可。
　　历史研究需要每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不断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出补充和修正。其一方面需要研究观念的客观公正与研究视角的不断更新，同时又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今天我们再来审视教会大学的音乐教育时，应当真正坚持唯物主义史观，实事求是地对其历史影响给予客观的评价。同时，新史料的发现也会不断刷新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由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相关资料的丢失、当事人年事已高等原因，许多相关的史料至今未能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即时的挖掘，不少资料收集起来已有相当的困难，需要进行抢救性的工作，希望本文能对有关研究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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