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地秧歌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变

时间:2019-09-27

　　一、汾阳地秧歌概况

　　汾阳地处山西中部，晋中盆地西缘，吕梁山东麓。山西有“秧歌戏的故乡”之称，流传的 16 种代表性秧歌中有 5 种都集中在山西中部，汾阳地秧歌就是其中之一。汾阳地秧歌分为以舞蹈为主的“武场地秧歌”和以唱腔为主的“文场地秧歌”( 又叫磕板秧歌) 两部分。这两者分别被收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汾阳地秧歌这一名称，历史上通行的提法是“汾孝地秧歌”。因起源于汾阳，主要流传在汾阳、孝义两地而得名。它以这两地为中心，主要活动区域辐射到文水、离石、交口。因汾阳东与平遥接壤，所以，平遥与汾阳相邻的部分乡镇也是汾阳地秧歌的活动范围。1981 年吕梁地区( 现为市) 艺术馆、汾阳人民文化馆在文献整理中第一次对“汾孝地秧歌”进行了文字性总结。1984 年版的《汾阳县志》中也搜录了“汾孝地秧歌”词条。
　　2006 年，汾阳市文化馆第一次以“汾阳地秧歌”的提法，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2007 年“武场地秧歌”以汾阳地秧歌之名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间舞蹈类别) 。2008 年又将汾阳地秧歌中的文场部分以“汾阳磕板秧歌”的名称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2010 年汾阳磕板秧歌被列为山西省吕梁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戏剧类) 。因此，今天我们提到的“汾阳地秧歌”或“汾阳磕板秧歌”，就是历史上的“汾孝地秧歌”。

　　二、汾阳地秧歌的起源说

　　汾阳地秧歌的起源，明清两代的汾阳县志与府志均无明确记载。历代文献中更难寻踪迹。学术界对秧歌的渊源也说法不一。关于汾阳地秧歌的起源，汾阳民间流传着几种传说。微观角度的推论，可以理清汾阳地秧歌的生成动机，也有助于进一步辨析秧歌产生的历史渊源。

　　( 一) 唐代宫廷舞变种之说

　　汾阳民俗研究会会长、作家刘瑞祥认为，汾阳地秧歌由唐代在汾阳民间流传的宫廷舞演变而来。汾阳城以西栗家庄、堡城寺曾是汾阳王郭子仪的饷田。堡城寺村历史上也叫郭太尉庄。郭氏家族中饷田的经管人，由长安来到汾阳后，将宫廷中流行的打击乐舞传到了栗家庄，并由此发展为汾阳地秧歌。汉以来，民间流传一种踏地为节，边歌边舞的“踏歌”.“踏歌”在唐代分为两支，一支在民间流行，另一支被加工成宫廷舞蹈。周穆门《武林踏灯词》曰，“且看灯前村妇艳，插秧先试踏歌声”。“踏歌”可能是秧歌的前身。栗家庄民间也有，“磕花棒的全凭腿脚哩，打鼓的全凭胳膊哩，筛锣的全凭‘圪尺’哩”的行话，这说明秧歌在这一代非常盛行。刘瑞祥的这一说法，虽无从考证，但至少说明秧歌与唐宫廷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 二) 歌颂梁山好汉之说

　　传说北宋末年，河北猎户田虎占据汾州、平阳、潞安等五州五十六县，并在汾州称晋王，与北宋对峙。梁山好汉曾来此平乱，汾阳人民仰慕梁山好汉的侠义，于是形成以歌颂梁山好汉为内容的民间舞蹈。汾阳地秧歌中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脸是时迁的扮相，小锣女子是孙二娘的装束。田虎在汾阳起造宫殿的事情，汾阳历代文献中尚未找到佐证，只在《水浒传》中有提及。这一传说也难以解释汾阳地秧歌的起源问题，但秧歌的表演形式已经和现在大抵相同。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了潮州莺歌的表演情状。“其戏以三十六壮年，男子饰梁山英雄，半执木棒，棒长盈尺; 半执小鼓，鼓大如碗。举步亦趋亦跳，进退不紊。棒声、鼓声、劈劈冬冬，殊可哂也，继莺歌之后，又有所谓《后棚》、《白鸟记》二剧。《后棚》则以若干辈作戏装，沿途演唱……”。潮州莺歌也有饰梁山好汉的情节，而且其表演形式与汾阳地秧歌并无太大分别，击鼓舞蹈即为武场，戏装表演即为文场。此外，在山西平定武迓鼓的表演中也有梁山英雄的情节。因此，汾阳民间传说地秧歌中融入梁山故事并非空谈。康保成在《傩戏艺术源流》一书中，明确地谈到，“山西汾孝地秧歌也属于同类”，将平定迓鼓、潮州莺歌与汾阳地秧歌归为一类，既有文场也有武场。

　　( 三) 祭神禳瘟之说

　　这一说法源自汾阳地秧歌演员的脸谱常常绘有蝎子、蜘蛛、蜈蚣、蛇、蟾蜍“五毒”的图案。汾阳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虫灾祸害。每年人们都要举行专门的活动，祈神求雨，禳除虫灾。在这些酬神赛享的活动中，人们将灭杀的蝗虫等尸体送入田间埋，并以舞蹈的形式，以示神圣，表达希冀。明代嘉靖年间，邑人孔天胤在《谢郡侯张公祷雨辄应》中写道，“笙鼓水龙喧社处，儿童竹马跃城阴。”正是这一活动的真实写照。

　　( 四) 插秧说

　　“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这一结论从起源学上对秧歌进行解释，即秧歌是插秧之歌。远古时代，山西省中部是一片汪洋，名曰晋阳湖。后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后，此处才不断干涸，形成现在的地貌。汾阳北垣底新石器遗址是山西省第一批省保单位。在地面采集陶片时，曾发现有河蚌贝壳。文湖渔唱为古汾阳八景之一，曾碧波荡漾，舟船竞流。宋赵瞻《文湖渔唱》曾咏，“湖光潋滟流莲荷，欸乃渔郎惯此过”。明代郑仪也有诗云，“万倾银涛裹，扁舟杂往还”，充分说明这里存在种植水稻的可能。清代汾阳提督学政李观光有这样的诗句，“载酒莺啼闻晛睆，插秧人满滴空蒙”。
　　这说明，历史上汾阳民众种植水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秧歌是极有可能的。这几种说法分别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汾阳地秧歌产生的可能性。唐代宫廷舞变种之说解释了汾阳地秧歌舞蹈动作的起源; 歌颂梁山好汉之说从舞者角色角度进行了补充性阐释; 祭神禳瘟之说从民间信仰的立场进行分析; 插秧说则说明了汾阳地秧歌中文场部分产生的历史源头。对这些说法，我们虽无法做出明确的考证。但这说明，一种艺术形态产生的文化根源不是唯一的，必然是多种文化背景下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合力的结果。

　　三、汾阳地秧歌的历史流变

　　武场与文场结合起来进行表演，是汾阳地秧歌的主要表现形态。“武场地秧歌”一般由 12 名舞者组成，人多则增加为 12 的倍数，最多可达 108 人，以花棒、小锣、腰鼓为主要乐器，表演固定的舞蹈套路。
　　“文场地秧歌”则有专门唱手在平地上用方言演唱，不用乐器伴奏，只用鼓腔和锣边拍打节奏，故又称“磕板秧歌”。后发展为演唱由民间传说和故事编成的秧歌小戏。另外，还移植了不少连台本戏，由平地演唱发展为登台演出。文场地秧歌增加秧歌小戏和移植晋剧大戏后，文场部分也单独进行表演，接近于登台秧歌。近年来，在一些喜庆场合或正月民间“闹红火”时，武场部分也进行单独表演。
　　高兴在《山西民歌的民俗学研究》中将山西秧歌分为以舞为主、以歌为主、以戏为主三种形态。汾阳地秧歌的发展演变，正是这三种表现形态的集中体现，这对探求山西秧歌艺术的发展演变有很大的代表性。

　　( 一) 历史流变

　　阎定文在《秧歌史话》中说，“秧歌由劳动歌曲衍变为民间歌舞之后，便成为节日自娱活动兼表演的民间歌舞形式。”这表明劳动小调与舞蹈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异流同归”。他还将秧歌的发展分为田间劳动歌曲、民间歌舞、民间小戏三个阶段。
　　汾阳地秧歌在发展演变中形成了文场与武场两种艺术形态，并且表现为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分流。

　　1． 独立发展雏形期

　　汾阳磕板秧歌原本是农民在田间地头劳动时唱的一种民间小调。汾阳地秧歌的另一主要流传地孝义的文艺工作者认为，汾阳地秧歌中的文场，就是不配丝弦的干板腔秧歌。原是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唱的一种民间小调，后随着武场秧歌的兴起，发展为文场地秧歌。清白星炜《汾俗竹枝词》中写道，“绿阴深处听秧歌，金井银床此地多”。此处秧歌可能就指农民在日常劳作时唱的“秧歌”小调。这些民间小调本是农民在劳作时缓解疲劳的娱乐方式，后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民间社火表演系统，并与舞蹈动作结合，亦歌亦舞，形成一种游艺性化妆表演。
　　作为舞蹈艺术形态发展的武场地秧歌，其起源可追溯至汉代，汉画中就有车上击鼓、打鼓舞蹈的画面。《宋书乐志》记载“以小鼓为节，筑者小杵以和之”; 南宋朱玉《灯戏图》内容为宋代元宵舞队表演，有十二个形态各异的角色在广场表演，这一数字与汾阳地秧歌的武场的人数是一致的。清吴锡麟《武林新年杂咏》确认秧歌是由南宋“村田乐”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这两种形态处于独立发展期。

　　2． 过街板地秧歌

　　汾阳武场地秧歌单纯的舞蹈动作，已不能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单纯的“捣秧歌”和“掏场子”，显得单调，因此，将会唱劳动小调的歌手加入到武场秧歌队中。在武场敲打的间隙，由这些人即兴编唱道喜或具娱乐挑逗性的“四六句子”，从而形成“过街板”。过街板主要为即兴创作，流传下来的经典段子约 800 多首。有些地方将此称作“过街秧歌”或“踩街秧歌”。这是汾阳地秧歌正式形成阶段，表现形式是武场秧歌与文场秧歌的融合。

　　3． 秧歌小戏阶段

　　随着历史的发展，“过街板”唱法已显单调，民众需要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并在观看中获得角色的置换，从而得到幻想式的满足。因此，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便将在汾阳本土流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编成秧歌小戏，使地秧歌这种形式获得创造性的升级。秧歌小戏多为用汾阳方言编写而成的自主型创作，主要有《崔大嫂拜年》、《兄妹观灯》、《刘二傻卖瓜》、《卖绒花》、《唤妹子》、《出凉粉》、《掐草帽》、《老刘出家》、《三嫂观灯》、《小花卖布》、《打棒锤》等。秧歌小戏的出现标志着汾阳地秧歌文场与武场地秧歌的再次分流，也就是磕板秧歌也可以以独立的艺术形态单独表演。但从演出形式看，秧歌小戏阶段并没有在舞台上演出，仍属“地秧歌”在平地演出。《汾阳县志》说，“民国时期为‘汾孝地秧歌’的鼎盛时期。‘文场地秧歌’与‘武场地秧歌’已基本上分开。许多秧歌小戏随之产生”。

　　4． 移植大戏阶段

　　1935 年艺名为八元的汾阳县城府夹道人侯述荣( 1880 ～ 1962) ，在汾阳北关闹秧歌时大胆突破，将只能在平地上表演的磕板秧歌搬上舞台，并移植了晋剧《三娘教子》、《走雪山》，引起强烈反响。移植剧用“戏曲板”演唱，主要是十字腔与七字腔。移植晋剧基本为软衣子戏，有秧歌迷将这些戏编成“三娘教子、二进宫、状元拜塔、下河东”、“正德戏风、别窑、二娘写状、挑袍”的顺口溜。
　　“汾阳磕板秧歌”从晋剧中吸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磕板秧歌的表现形式。不仅移植剧在舞台演出，而且传统的秧歌小戏也登上舞台表演。这一时期，汾阳武场地秧歌也依然出现在民间社火的演出中，主要以舞蹈动作为主。

　　( 二) 发展分期

　　从现有文献及田野调查资料看，汾阳地秧歌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 形成期( 清以前)

　　据已故秧歌艺人朱学宽和马振胜讲，汾阳地秧歌形成的时间应在清代之前。中路梆子晋剧形成的时间是咸丰年间。廖奔认为晋剧是蒲州梆子吸收了晋中秧歌等民间艺术后形成的。清康熙刘廷玑诗云，“孤笛横吹南部曲，悲笳频咽并州腔”。“并州腔”即中路梆子。因此，至少清前期中路梆子已形成。廖奔这里谈到的“晋中秧歌”并非特指流行于晋中的祁太秧歌，而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晋中，即山西中部晋中盆地。郭少仙与张沛合写的《晋剧音乐》序中说，中路梆子是在秧歌的基础上受蒲剧的影响而形成的，约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显然，在中路梆子形成之前，晋中大地秧歌已广为流传了。晋中秧歌对中路梆子的影响主要是唱腔特点。《山西戏剧概览》中明确指出，“祁太秧歌的形成，应不晚于明代末期，它是受汾孝秧歌的影响而产生的，当时属于踩街秧歌，不在舞台上演唱，唱词大都是第三人称的。”据此，在明代晚期，汾阳地秧歌已经形成了，而且不再是以舞为主的形式，已开始在平地演唱。如这一推论成立，至少在明代晚期汾阳的文场秧歌已经与武场地秧歌结合在一起表演了。

　　2． 活跃期( 民国 ～ 新中国成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是汾阳地秧歌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当时活跃在汾阳、孝义一带的秧歌班不下 20 个，其传承以自愿为特征，为社会松散型组织，并非家族性传承。当时收徒授艺、学唱秧歌非常盛行，以胡银兆( 艺名一根胡) 最有影响，跟他学唱艺的徒弟很多。汾阳三泉镇任家堡的朱氏兄弟( 艺名五宝、六宝) 组织了秧歌班招徒授艺。抗战时期，汾阳磕板秧歌的演出一度停止，一些秧歌唱手即兴编词，宣传抗日，多用旧调编新词，如《八路军威名震天响》、《抗日领袖人人都爱他》等。

　　3． 繁荣期( 上世纪 50 ～ 80 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汾阳地秧歌成为人们庆贺丰收、欢度佳节的文艺形式。50 年代，汾阳县文化馆多次召集汾阳磕板秧歌演唱骨干进行培训，并对武场地秧歌的音乐和服装进行改革，组建“汾孝秧歌”队，多次赴省城演出。1959 年参加山西省民间文艺会演，获优秀节目奖; 1961 年汾阳罗城大队地秧歌队参加了山西省民间文艺调演，武场地秧歌首次被搬上了舞台。为了适合舞台调度，对原来“掏场子”套路作了较大的改动，使地秧歌的面貌焕然一新。
　　文革期间汾阳地秧歌曾一度衰竭。文革结束后，再次复兴。1979 年，“汾孝秧歌”队参加吕梁春节文艺调演，获一等奖; 1981 年，汾阳县文化馆在罗城村举办秧歌训练班，集中了全县大部分老艺人，进行了交流研讨，传授技艺，并对老艺人的唱腔进行了录音、记谱。同年 12 月，吕梁艺术馆、汾阳人民文化馆整理编印《汾孝地秧歌》一书。全书分概述、武场地秧歌、文场地秧歌、艺人简介四个部分。第一次系统地对汾阳地秧歌进行了收集整理。这一时期全市近 200 多个村庄有地秧歌队，也曾有过一个村就有十几支秧歌队的红火景象。

　　4． 衰落期( 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

　　进入 90 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汾阳地秧歌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困难，许多秧歌班纷纷解散。目前，汾阳市只有韩家桥村秧歌班还进行磕板秧歌的演出。武场地秧歌传承较好，但演出队伍也只有冯家庄村、西阳城村等几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汾阳文化工作者开始了对汾阳地秧歌的拯救与保护。1992 年汾阳冯家庄地秧歌队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节，对动作、套路进行了改编和设计，并获得优秀奖。同年，还参加了深圳中华大庙会演出。1992 年开始，汾阳还在每年春节期间举办地秧歌大赛。2005 年以来，汾阳文化局开始了对汾阳地秧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形成广泛的共识。今天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汾阳地秧歌，已经形成两种独立的艺术形态。汾阳地秧歌已专指武场部分，并成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民间舞蹈艺术。汾阳地秧歌中的文场部分即磕板秧歌，也有专门的名称汾阳磕板秧歌，已被列为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戏曲艺术。但不管怎样，汾阳地秧歌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由分到合再分的历史流变。这一历史形态是山西中部这一区域人们表达信念、传达希冀的艺术化表现方式。所以，无论是历史上的汾孝地秧歌，还是今天汾阳地秧歌或汾阳磕板秧歌，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都需要我们进一步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王希良． 汾阳县志［M］． 北京: 海潮出版社，1998．
　　［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3］刘瑞祥． 历代咏汾诗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4］张晓琳． 论山西汾阳地秧歌的现状及保护［J］． 黄河之声，200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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