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祥麟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成果

时间:2019-10-17

　　摘    要：　贺祥麟是中国莎学研究领域的探索者, 其“莎评”是中国乃至世界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贺祥麟采用阶级分析法, 始终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依据研究莎剧, 对中国莎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有肯定, 也有质疑, 具有科学的辩证思维。贺祥麟提出哈姆莱特延宕复仇是因为没有机会的结论值得商榷。本文从中国哲学的视野进行考察, 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复仇是因为莎士比亚在创作上缺乏“不忍之心”, 作品也没有塑造出一个值得当代读者尊重的人世。

　　关键词：　贺祥麟; 莎评; 莎士比亚; 人文主义;

　　莎士比亚是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中国已成为“莎士比亚又一片温暖的家园”。 (1) 莎学在国内可谓一门显学, 因为“在上帝之后, 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 (2) 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道路上, 贺祥麟是一位领路人。他自称“莎迷”, 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积极探究莎剧内蕴。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院后, 贺祥麟有了更多机会观摩莎剧。1950年春, 贺祥麟回到祖国, 在高校讲授莎士比亚课程, “为中国的英语教育、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莎士比亚研究文集》 (1982) 是贺祥麟主编的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研究莎士比亚的文集。1984年,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1564-1616》, 该书收录了贺祥麟前期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

　　贺祥麟是中国莎学研究的探索者, 其莎评是中国乃至世界莎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研究过程中, 贺祥麟主要采用了阶级分析法, 始终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依据考察莎剧, 对中国莎学界的研究成果有肯定也有质疑, 具有科学的辩证思维。贺祥麟提出哈姆莱特因没有机会而导致复仇的延宕, 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其实, 哈姆莱特的延宕是莎士比亚在创作技巧上欠缺“不忍之心”所致, 同时, 该作品也没有写出值得当代读者尊重的人世。

　　一

　　人文主义思想是贺祥麟一生从事莎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 他都呼吁中国学者加强对人文主义的关注, 并强调一个作家应该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精神。贺祥麟曾以现代派文学为例, 指出尽管“现代派作家丧失自我, 轻残生活, 视人类为虫夯, 对未来看不见前途, 把世界看得漆黑一团”, (4) 但不可否认, 其与人文主义传统依然一脉相承。

　　贺祥麟以人文主义思想为依据研究莎士比亚, 高屋建瓴, 为早期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关于《威尼斯商人》的研究中, 贺祥麟认为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谴责了放高利贷者夏洛克, 而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却是一个高尚的人物。鲍西亚是莎士比亚心目中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理想中新女性的代表, 在剧中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对《奥赛罗》的研究中, 贺祥麟认为莎士比亚塑造了人文主义者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形象:奥赛罗高尚正直, 苔丝狄蒙娜善良单纯, 这些性格恰恰成就了“诚实的伊阿古”美名。奥赛罗的自杀表明:“他的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同时也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5) 贺祥麟通过奥赛罗的人生经历告诫读者:正直的人不仅要有博大心胸, 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既要做到眼明心亮, 也要在社会矛盾中明辨是非。贺祥麟认为《哈姆莱特》的思想内容已超越“复仇剧”的范围, 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代表, 他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复仇, 而是整个丹麦社会, 是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与其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是人生的意义, 是怎样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等问题。这种观点与苏联学者莫罗佐夫、阿尼克斯特以及我国莎学界前辈的思想一致。显然, 哈姆莱特已成为“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 (6) 贺祥麟指出《雅典的泰门》体现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家族破产后, 泰门饱尝世人歧视, 因此痛恨人世, 诅咒人类, 郁郁而终, 死后也要留块墓碑来表达自己对人类的绝望。

　　贺祥麟立足人文主义思想, 总结莎士比亚悲剧的特色如下:其一, 悲剧的英雄人物大都以死亡为结局。莎士比亚悲剧多以主人公的灾难性结局而结束, 但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理想却最终实现, 这鼓舞了读者的斗志。其二, 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贵族。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到亚里斯多德再到古罗马悲剧等, 都坚持帝王和贵族男女的灾难才可能成为悲剧创作的素材。此外, 《麦克白》的主人公是一个篡位者和野心家, 这与悲剧主人公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的传统思想相背。其三, 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其意志和内心, 不幸的结局应由悲剧人物自己负责。如李尔王的狂想与任性、奥赛罗的轻信、麦克白的野心等, 都是人物导致自身悲剧的重要原因, 不过,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个例外。贺祥麟认为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丑恶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是莎士比亚创作悲剧的原因。相比之下, 莎士比亚喜剧基本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主题关乎爱情、幸福、友谊、婚姻等。此外, 莎士比亚还有部分剧作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

　　人文精神对贺祥麟的影响是终身的, 晚年的他呼吁作家身体力行, 积极发扬人文精神:“只要有人类在, 人文精神必将永存。” (7) 人文精神是世界文化传统中的精华, 这也表明贺祥麟的莎评是融合学理探究与寻找普世价值的学术性批评。

　　二

　　长期以来, 莎学批评史中都存在不同的派别, 如“莱辛用他来打击伏尔泰, 赫德尔用他来召唤‘狂飙', 雨果用他来与古典主义决斗, 柯尔律治用他来为浪漫主义张目”。 (8) 海涅、歌德、屠格涅夫、黑格尔、梁实秋等人对莎士比亚称赞不已, 而伏尔泰、托尔斯泰、钱穆等人却不以为然。当然, 其观点各有千秋。

　　在贺祥麟的莎评中, 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以莎剧的具体内容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为依据,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例如, 他在对《威尼斯商人》的研究中指出, 我们既不能说莎士比亚在剧本里“反犹太人”, 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 把夏洛克说成是一个受难者。莎士比亚批判夏洛克, 并非因为他是犹太人, 而是因为他是放高利贷者, 这践踏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原则。正因如此, 遣责夏洛克绝对不能说明莎士比亚“反犹”。 (9)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 贺祥麟的莎评是公允的。他以辩证的方法研究莎士比亚, 也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批评范式。例如, 他对福斯塔夫的评论就让读者耳目一新。他认为福斯塔夫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属于下层社会, 性格上也有许多缺点, 如怯懦、说谎成性、贪酒好色等, 偶尔聪慧、幽默,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作为喜剧人物, 他的幽默机智、滑稽可笑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他的缺点与问题”。 (10) 在莎剧中, 莎士比亚非常仰慕大人物的魅力, “对伟岸者的敬畏让他陶醉于王权引发的欢乐和兴奋中”, (11) 但贺祥麟在研究思想深刻的哈姆莱特、刚正不阿的奥赛罗与悲苦的李尔王的同时, 也关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老乳母、《哈姆莱特》中的掘墓人、《仲夏夜之梦》中的织工等角色。在贺祥麟看来, 尽管大人物给予小人物以光明, 但也正是小人物的存在, 才彰显出大人物的卓越, 这种无意识的对照研究颇具雨果莎评的特色。

　　顾缓昌曾说, 西方学者不认真研究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背景, “也不知道试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人物性格的特点, 补救这方面的缺憾, 也许是今后发展莎学研究的另一条道路”。 (12) 其实, 在中国“十七年文学”时期, 莎学研究比较常见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由于时代的影响, 贺祥麟在其莎评中大多采用这种方法, 如他认为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矛盾从阶级本质来看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安东尼奥作为商业资本家, 即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依然首先是一个剥削者。 (13) 贺祥麟指出人文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它用抽象的人掩盖了具体的阶级内容, 实际上提倡的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过, 从其反封建与反对教会对人们所加的种种精神桎梏来看, 它依然是进步的。

　　部分评论家认为莎剧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但是, 贺祥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 莎士比亚作品在思想上尚未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度, 在艺术性上也存在瑕疵, 研究莎士比亚的思想是否先进, 不能脱离他的时代, 莎剧表现了时代精神, 但莎士比亚并没有反映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西方文学作品, 要有中国人的独到见解, 不能人云亦云, 这是贺祥麟留给当代学者的一条宝贵建议。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 贺祥麟提出了莎剧中国化的构想。1986年4月, 贺祥麟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京剧改编的《奥赛罗》, 他认为京剧中的独唱非常适合演唱莎剧里悲剧人物的独白。1994年9月, 贺祥麟在上海举行的“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说, 把莎剧搬上中国舞台是伟大的尝试, 在中国观众中“通过中国的新旧歌剧来普及莎士比亚善莫大焉, 善莫大焉”! (14)

　　三

　　对国内的莎士比亚研究, 贺祥麟既肯定成果, 同时也敢于质疑其存在的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 他发现并指出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多处语法或常识性错误。质疑方能创新。贺祥麟也曾质疑西方学者关于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 提出哈姆莱特优柔寡断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复仇。贺祥麟的这一结论值得商榷。根据剧本, 哈姆莱特有很多机会可以复仇, 如当克劳迪斯祷告时, 本可以轻易地杀死他。尽管如此, 哈姆莱特却一直等待, 最终在延宕中失去了一次次机会。

　　在莎学研究中, 对哈姆莱特延宕复仇的阐释颇多, 如别林斯基提出哈姆莱特“理想的破灭”, 威廉姆森说:“他可能过度沉溺于深思, 成为这种习惯的牺牲品。” (15) 歌德认为哈姆莱特无力胜任是全部行动的关键。 (16) 布拉德雷认为是过度忧郁阻碍了他的行动, 忧郁的原因是哈姆莱特“突然发现母亲的真相所带来的道德震撼”。 (17) 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对母亲的欲望使他忌恨父亲, 因此不乐意复仇。拉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释哈姆莱特之谜在于“菲勒斯矛盾”。此外, 还有其他学者从意识形态、性别身份和宗教观念等角度入手,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对此, 笔者依据中国哲学提出一些新看法, 期待与莎学界同仁商榷。笔者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复仇不在于其性格的懦弱, 或者说没有机会, 而在于莎士比亚本人在创作中缺乏“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18) 孟子讲这个“不忍”, 既指道德人伦, 也指治国智慧, 同时还对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莎士比亚才智过人, 写作技巧娴熟, 但他缺乏见好即收的“不忍之心”, 仅哈姆莱特在母亲面前的那一段独白就足可见其激情:“你的行为可以使贞节蒙污, 使美德得到了伪善的名称;从纯洁的恋情的额上取下娇艳的蔷薇, 替它盖上一个烙印;使婚姻的盟约变成赌徒的誓言一样虚伪……” (19) 但是, 莎士比亚这种没有限制的描写及其修辞却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仔细分析可知, 莎士比亚此处的激情恰恰破坏了剧本的大格局, 并损伤了人 (母亲) 的尊严, 这也与莎士比亚所追求的人文精神不一致, 读者难以想象天真善良的王子会如此羞辱自己的家人。事实上, 莎士比亚作品中受细节诱惑而“忍心”下笔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在这些细节上的不够克制, 才让作品缺乏对角色的敬畏与同情。因此, 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多次“忍心”书写, 应是哈姆莱特延宕复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 在托尔斯泰的评论中, 对“没有节制”的莎士比亚说得非常清楚:人物“不合乎他们特定的性格”“完全地随心所欲”, 语言“刻意求工”“矫揉造作”, 作者“没有节制”“没有分寸感”。 (20) 托尔斯泰并未放大莎士比亚的缺点, 这一点国内学者已有论证。 (21) 在部分作品中, 莎士比亚既欠缺道德人伦层面的“不忍之心”, 也没有智慧灵性层面的“不忍之心”, 更没有塑造出一个值得当代读者尊重的人世, 其多处“忍心”之笔是缺乏同情心的表现, 没有写出对人世的敬畏。

　　以“不忍之心”为生命的神圣感与尊严感创作, 是创作者应有的素质。“不忍之心”并非作品艺术高下的绝对标准, 但却是对作者同情、激情及语言幻觉的自我约束。文学创作的“不忍之心”实能度量作者的情怀、读者的胸怀与评论者的见识。以“不忍之心”化育“不仁之世”, 也许只是一种悲愿, 但这种情怀应成为人类的普遍诉求。歌德说:“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莎士比亚, 一切提到他的话都是不够充分的。” (22) 艾略特认为:“要谈论莎士比亚,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正确。” (23) 其实, 每一种解读都可能是“误读”, 但我们的研究正是在“误读”中寻觅真相。

　　贺祥麟的莎学研究跨越了大半个世纪, 他认为莎士比亚的“经典作品不仅仅是我们经久不衰的阅读材料、寓教于乐的手段, 还是批评的舵手、开启新理论的钥匙”。 (24) 其治学方法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颇具借鉴意义, 启发人们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 使其意义和价值得到多维度、立体化、深层次的挖掘与探究, 进而“构建了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莎学批评”。 (25) 贺祥麟的莎评属于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的范畴, 既具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莎学批评的特点, 也包含着他个人独特的见解,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雨果、海涅等人浪漫主义莎评的局限, 同时又为当代的莎士比亚研究带来启迪, 是中国莎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注释：

　　1 孙福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莎学》, 《戏剧艺术》, 1998年第3期。
　　2 Bloom, Harold.Ruin the Sacred Truths:Poetry and Belief from the Bible to the Present.Cambridge:Harvard UP, 1989:53.
　　3 郭英剑:《贺祥麟:像父亲一样的授业恩师》, 《博览群书》, 2012年第10期。
　　4 (7) 贺祥麟:《贺祥麟文集》 (外国文学卷) , 漓江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77、186页。
　　5 贺祥麟:《莎士比亚》,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52页。
　　6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卞之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86页。
　　7 (13) 贺祥麟:《〈威尼斯商人〉浅论》,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79年第2期。
　　8 赵毅衡:《“荒谬”的莎士比亚---在杜林看来, 任何矛盾都是荒谬》, 《社会科学辑刊》, 1980年第5期。
　　9 孟宪强编:《中国莎士比亚评论》,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第288页。
　　10 [美]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 辜正坤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1页。
　　11 顾绶昌:《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 《外国文学研究》, 1986年第1期。
　　12 贺祥麟:《将莎剧改编为中国新旧歌剧上演, 善莫大焉!》, 《东方丛刊》, 2003年第1期。
　　13 Claude C.H.Wiliamson.“Hamlet”[J].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 1922, 33 (1) :85-100.
　　14 (20) 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 (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433、501页。
　　15 Wofford, Susanne, ed.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William Shakespeare“Hamlet”[M].New York:St.Martins Press, Inc, 1994:188-189.
　　16 《孟子》,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年版, 第56页。
　　17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第75页。
　　18 汪义群:《试论托尔斯泰莎评中的合理因素》, 《戏剧艺术》, 1986年第3期。
　　19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 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第93页。
　　20 Gardner, Helen.Religion and Literature.London:Faber and Faber, 1971:69-76.
　　21 罗益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 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Ⅳ页
　　22 李伟民:《莎士比亚批评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 《上海文化》, 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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