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诗歌理论渊源与诗论探索

时间:2019-10-17

　　摘   要：　　邵洵美是中国新诗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唯美—颓废诗人, 堪称中国新文学史上唯美主义的象征, 其人生经历、文学实践活动以及文学观念中无不体现着唯美—颓废的色彩。邵洵美循着唯美主义先驱的足迹, 接受、传承、实践、坚守着唯美主义的信仰。唯美与颓废的文学信仰在其诗歌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  邵洵美 ，中国化的，“唯美与颓废”，诗论研究

　　诗歌是邵洵美文学创作的主体, 其诗歌创作受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响较大, 习惯用激烈的感情冲撞、瑰丽的想象、颓加荡的享乐主义创作, 充满了唯美颓废的情调。邵洵美唯美颓废的诗风在20世纪中国新诗中独树一帜, 颠覆了中国诗歌传统理论和创作范式。邵洵美创作时间集中于1927年-1937年, 大致分为1922年-1931年和1932年-1937年两个时期。邵洵美诗歌创作前期基本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模仿, 没有形成独立的诗歌理论体系, 创作后期邵洵美对诗歌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邵洵美诗歌的创作分期

　　邵洵美诗歌创作前期的作品主要是《天堂与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恶》两个诗集。其中代表性的诗篇是《我是只小羊》《来吧》《昨日的园子》。此阶段邵洵美刚刚回国, 诗作发表, 赞誉与非议较多, 真正评论者少。沈从文在《现代学生》创刊号上指出, 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 赞美爱, 但是显示出唯美对享乐的追求, 对现实世界既贪恋又空虚。沈从文的评论贴切恰当地评价了邵洵美早期的诗歌创作。

　　邵洵美前后期过渡阶段的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是《洵美的梦》。评论家陈梦家认为, 《洵美的梦》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邵洵美曾言他的“少壮的炫耀”在《洵美的梦》之后便枯竭了。《洵美的梦》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八句诗写梦的到来, 第二部分二十二句诗写幻美的梦, 第三部分写丑恶的梦。邵洵美的诗歌创作从开始单纯的模仿外国诗歌的形式、韵律和字句, 然后开始自己的创造, 摒弃了“少壮的炫耀”后开始诗歌“肌理”的探索。中期的诗歌较之于前期, 思想内容更为深刻, 表达感情的艺术手法趋于成熟。

　　邵洵美后期诗歌创作大都收录在《诗二十五首》, 邵洵美曾如此评价自己中前期的诗歌创作, “我五年前的诗, 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之外, 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 (1) 后期的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和成熟, 诗意更加隽永, 更加专注社会现实。

　　二、邵洵美诗歌理论渊源

　　1924年邵洵美旅欧, 途径意大利, 参观意大利博物院见到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画像, 自此与唯美主义结缘。“在意大利的拿波里上了岸, 博物院里一张壁画的残片使我惊异于希腊女诗人莎茀的神丽, 辗转觅到了一部她的全诗与英译”, 继而“从莎茀诗歌的英译者爱德门氏发现了她的崇拜者史文朋, 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 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德莱尔、凡尔伦。” (2) 邵洵美自与莎茀结缘便不遗余力地译介莎茀的诗歌, 并尝试着模仿创作。

　　莎茀诗歌的译介, 邵洵美最早翻译的是《爱神颂》, 他采用了新诗的自由体裁翻译。诗歌中充满了邵洵美的想象和热烈情感。而邵洵美直接以诗人名字创作的诗歌《莎茀》, 共八节, 全篇无韵, 每节前三行变为11字, 可读作5音尺, 第四行变为5字, 可读作2音尺。韵式与莎茀常用的ABAB韵相似。诗歌采用了大量的语气词, 累计有15处。邵洵美诗歌有整饬之美, 此番用语气词给人以凑字之感, 但也确实可从中窥探出莎茀诗体的风格。抒情策略方面, 充盈着热泪的情感与语气词结合, 走出了一条新路, 容纳了许多现代经验。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莎茀》

　　邵洵美曾评价莎茀的诗歌:“虽少, 但皆玫瑰也”, “她的诗她的诗中, 处处见到她的火的爱;对于自然, 对于衣饰, 对于花草, 对于婴儿。”“她的诗, 我们可以依了它们的性质分类:一种是颂歌, 是对人们的赞美诉说与请求;一种是抒情诗, 是烦恼的寄托, 情感的泄发与快乐的欢呼;一种是婚歌, 那是在喜筵上贺者们所合唱的, 大概是誉扬新郎新娘的美德与当夕的愉快, 这也便是希腊婚礼的节目之一;一种是叙事诗, 那无非是追述一种经过……”在感受上, “她的诗是富有色彩的——这本是希腊诗人的特点——其感情之热烈, 音调之美妙……” (3)

　　邵洵美在对莎茀的狂热追求中关注到了莎茀的研究者史文朋。史文朋高举唯美的旗帜与宗教、道德进行着抗争, 诗歌中描写女性的诱惑、危险和爱情的残酷与炽烈, 反抗道德、宗教对美的束缚, 并歌颂古希腊的异教神话世界。受史文朋影响, 邵洵美的《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两部诗集和散文集《火与肉》中也出现了反对道德和宗教的思想。此外, 邵洵美受史文朋的“肉欲抒写”影响, 多描写女性的妖柔之美以及情欲等。因此, 邵洵美的诗歌主题和创作意象受到史文朋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在创作中表现明显。

　　1926年邵洵美第一部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时, 邵洵美曾直言, 其创作深受欧洲偶像的影响“只求艳丽的字眼, 新奇的词句, 铿锵的音节, 竟忽视了更重要的还有诗的意象”。 (4) 从诗歌主题和意象角度分析, 邵洵美所指的欧洲偶像应该是史文朋。《天堂与五月》中歌颂罪恶、美和爱, 反道德和非宗教的思想倾向明显, 女性、上帝等形象出现较多。这与史文朋的《诗歌集》和《日出前之歌》的主题、意象类似。 (5)

　　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史文朋以“反叛者”的姿态对抗着英格兰的宗教、道德和旧文化。受他影响, 邵洵美乘着“五四”余潮, 在新诗写作中继承了史文朋的反叛精神, 试图以一种新的精神、文化和思想对抗中国传统的审美伦理。

　　啊这枯燥的天堂,
　　何异美丽的坟墓?

　　上帝!

　　你将一切引诱来囚在里面,
　　复将一切的需要关在外面:

　　上帝!

　　——《天堂》

　　《天堂》一诗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天堂并不美好而是上帝为人类准备的地狱。这种表达挑战了世人普世的价值观和宗教观。这种大胆反叛的精神受史文朋影响, “是啊, 人类, 作为上帝的奴仆, 你不应该造出上帝, 并使他凌驾于人类之上。” (6) 史文朋在《人之颂歌》一诗中将上帝塑造为冷酷的形象, 带给自己的也是痛苦。邵洵美在《天堂》中也以“爱”之名对抗“上帝”。仔细比较, 邵洵美继承了史文朋的反叛精神, 但是在对“上帝”的态度上, 史文朋是相信上帝的, 只是觉得上帝不公平或者尖酸刻薄, 他在诗歌中反抗的目的是获得公平和自由。邵洵美表示对上帝的质疑, 而且一直是……以一种抗争的姿态存在。

　　邵洵美“颓加荡”的风格源自史文朋。他对史文朋诗歌中女性、肉欲意象的模仿招致批评。他认为史文朋诗歌中确有不道德之处, 但是诗和诗人应该分离而视, 不应单纯地在诗中评判诗人的品格。 (7) 面对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甚至批判, 邵洵美与之针锋相对,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与鲁迅先生关于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论战。邵洵美与鲁迅先生之争从早期的“小说调侃”到“文人无行”再到《人言》刊登鲁迅先生日文文章, 直至最后二人以文章正面交锋, 有时代和作家身份的因素, 更多的是政治倾向、文艺趣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 (8)

　　邵洵美诗歌写作的起点和理论源自莎茀和史文朋, 从二者诗歌的英译本开始模仿和学习。因为创作路径原因, 邵洵美的诗歌少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 而多重视诗歌的技巧和形式。邵洵美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独特的存在, 对其诗歌进行研究和评述需要了解他诗歌写作的路径, 进而学习西方诗歌理论, 才能更为精准地理解邵诗。单纯地聚焦于诗歌表面的格律、意象、用典和语词, 而非深入诗人深层思想进行评判, 实乃有失公允。整体而言, 邵洵美诗歌受莎茀、史文朋等西方唯美主义者的影响, 诗歌整体表达的是唯美主义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三、邵洵美的诗论探索

　　邵洵美诗歌创作前期基本是对西方唯美主义大师的译介和模仿, 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诗歌体系。这一时期, 邵洵美认同徐志摩关于模仿西方文学的观点, “中国需要向外国文学学习很多东西:把东方和西方的血液混合在一起, 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种族” (9) 。因此, 受史文朋和摩里斯影响, 邵洵美的诗歌写作格外注重技巧, 观照读者的视听感受, 辞藻极致华丽, 但是仅停留于字面表达缺乏思想性。

　　“我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模仿。再进一步是辞藻的诱惑;再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 (10) 邵洵美竭力地追求史文朋和波德莱尔“在罪恶中求安慰”的理念。而《天堂与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恶》的序诗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诗歌艺术价值取向。

　　我也知道了, 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 树叶的欠身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 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序曲》

　　译介和模仿阶段, 邵洵美诗论的形成受乔治·摩尔较大。此时期, 邵洵美诗论理念在其宣传乔治·摩尔诗论的《纯粹的诗》 (1928年出版) 和《永久的建筑》 (1929年出版) 两部着作中有所阐述。他在《纯粹的诗》中强调了纯粹的诗是对视觉美的描写, 是客观的, 绝非主观的经验、感慨和立论;诗是与美结合的, 是自由的, 不受规律束缚的;“音乐是情感的事实, 诗是事实的情感” (11) 。借由摩尔“诗的取材是永久的”的观点, 邵洵美作了《永久的建筑》。文中邵洵美以建筑喻诗, 建筑的取材 (诗歌的素材) 必须是永久的, 式样 (诗歌的格式) 必须是美丽的。视觉美和格式整饬之外, 诗歌的灵魂是情感, 没有情感不成诗。但是情感并非放纵无拘束, 即情不能高过诗, 诗歌的情感天性与节制的产物。

　　多少朵花儿谢了多少张叶儿落了,
　　多少株树儿枯了, 啊我们的上帝。
　　……
　　忧愁与快乐和了, 魔鬼将天神骗了,
　　不死的爱情病了, 啊我们的上帝。

　　——《歌》

　　邵洵美的《歌》运用了史文朋着名的“重复”的方法, 无论从韵律、节奏、视觉效果上都十分工整。这首《歌》发表时配了着名线条画家卢世侯所做的插画, 可见这当时也是邵洵美的“少壮的炫耀”。 (12)

　　1931年, 邵洵美与徐志摩合办《诗刊》, 期间他与徐志摩、陈梦家、卞之琳等人切磋诗艺, 诗歌有了进步, 诗论观念也发生了变化。1933年, 邵洵美与朱维基合办了《诗篇》月刊, 介绍外国诗歌, 探索诗论。虽然《诗篇》月刊发行3期之后便停刊, 但是邵洵美发表在《诗篇》上的诗歌开始摆脱模仿, 有了自己的东西。他在《一个人的谈话》中也坦言, “脱离的模仿的束缚, 批评的本能苏醒了, 会寻出每一个诗人的特点, 和他所学不像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趣味长成了, 有了他自己的东西” (13) 。

　　由浅白质朴的叙事和无形式美感发展到追求“余味”“回香”和形式美, 再到极致甚至偏执地追求格律, 新诗发展陷入困境。与此同时, 象征诗尚未赢得大众的审美。邵洵美参与见证了中国新诗第二个十年 (1927-1937) 的发展, 并对新诗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1932年-1937年, 邵洵美进行了深刻的自省, 吸收了象征、浪漫主义的元素, 研究诗歌的“肌理”, 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诗论体系。

　　“肌理”一词源自清代翁方纲的诗论“肌理说”。“肌”和“理”出自《文心雕龙·序志》, “擘肌分理, 唯为折衷”。20世纪30年代, 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 “肌理”说被重新关注和研究, 邵洵美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他在《新诗与肌理》一文中强调了“肌理”之于诗歌的重要意义:“一个真正的诗人非特对于字的意义应当明白,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字的声音、颜色、嗅味、温度, 都要能肉体地去感觉及领悟。”邵洵美还指出, 中西方诗学都有表现“肌理”的传统, 但是中国诗论过分强调诗歌的内容意义, 而忽视了“肌理”的具体性。邵洵美认为, 肌理的具体贴切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深入把握和体会诗歌的精微之处。 (14)

　　邵洵美在《论肌理》中认同英国女诗人雪特惠儿称Ttexture为炼字技巧的观点。他也强调这种技巧并具体阐述了这种技巧, “须先承认一个‘字’的生理上的条件;它是有历史背景的;它是物质的;它是有形状颜色, 声音软硬, 轻重和冷热的”。在他看来, “历史背景, 当是指字词经层层累积所蕴含的复杂意义和文化内涵, 而字的物质性则是指与意义密切相关但同时又具有某种自足性的字词本身在语音、形态等方面的物理特性。简言之, 诗所用的字既是历史的更是具体的” (15) 。

　　邵洵美认为诗歌是做出来的, 即“诗以字造句, 以句成文”。他提倡技巧和肌理, 却并非全然出于对诗歌形式的考虑。而且他反对片面地过分运用肌理, 对以印刷技巧运用肌理, 以字句排列和大小表现诗歌意义的做法持批评态度。此外, 邵洵美在讨论“肌理”具体表现之时, 结合了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

　　在外国肌理也是一种旧技巧;16世纪便已被几位大诗人来充分地运用过。现代诗人又注重起肌理在韵节上的影响来。他们的实验要比蒲伯等更来得敏锐:从这面上便表现了时代的精神, 因为这是一个机械时代, 而一切是在高速度地进展。 (16)

　　这其实体现了邵洵美的诗歌动态发展论。诗歌就是要表现时代的韵节, 好诗应当收录一个时代的声音和相貌。新诗取代古诗并非古诗不好, 而是时代发展需要新诗, 新诗更能代表工业文明。这是诗歌发展之历史必然。

　　诗歌意象方面, 邵洵美放弃了《永久的建筑》中“诗歌素材必须是永久的”的观点, 而是主张捕捉和发现新的意象。如孙大雨对机械文明复杂的捕捉, 卞之琳对工业时代人类精神文化寂寞的洞察。由此可见, 邵洵美对前期译介和模仿阶段的诗论进行了自省和探索。诗歌格律方面, 格律体现诗歌的形式美。邵洵美追求诗歌格律, 但是更看重格律与诗的“品性”的和谐完美融合。“一首诗到了真正明显的时候, 它便走进了散文的领域。”“凡是伟大的诗都有永久的象征性。” (17) 邵洵美后期的诗歌依旧追求格式的完整, 但是形式之外, 诗歌中多了些灵动和想象的空间。

　　啊, 我站在这七层的楼顶,
　　上面是不可攀登的天庭;
　　下面是汽车, 电线, 跑马厅。
　　……
　　此地有真的幻想, 假的情;
　　此地有醒的黄昏, 笑的灯;
　　来吧, 此地是你们的坟茔。

　　——《上海的灵魂》

　　邵洵美在格律派的基础上吸收了史文朋、波德莱尔、乔治·摩尔的感官灵感, 对诗歌理论进行了探索, 系统研究了“肌理”, 诗歌形式、音调、字眼要精致完美且与思想内容和谐统一, 提出了诗歌的时代动态发展观点, 指出意象要新颖深刻, 反应时代精神, 而且辞藻、韵、意象要相互贯通。理论层面, 邵洵美的诗论探索为陷入困境的中国新诗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现实层面, 主客观因素影响, 邵洵美并未严格实践其诗论理念。

　　“五四”时期, 破旧立新是时代主流, 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不断被冲击, 现代的思想、语汇、文化不断萌芽、新生。邵洵美在美学意蕴和诗体建设方面的尝试尽管力量微薄, 但是其探索创新的先锋精神与姿态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不可否认, 邵洵美的唯美—颓废主义诗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邵洵美的诗歌创作过多地去模仿而失去了创造的自然灵动, 人工迹象明显, 有矫揉造作之嫌。 (18) 模仿大于创造导致美的表达只停留在主观感性层面, 缺乏内在的美学深度, 也缺乏从真正意义上彻底反思现代性的自觉。

　　注释：

　　1 邵洵美:《诗二十五首》,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6年版, 第48页。
　　2 (7) (10) 陈子善:《洵美文存》,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367页, 第50页, 第268页。
　　3 杨健民:《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
　　4 (6) (11) 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85页, 第58页, 第185页。
　　5 孙继成:《论英国诗人史文朋对邵洵美诗歌创作的影响》,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6 王京芳:《邵洵美和鲁迅》, 《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6期。
　　7 邵绡红:《邵洵美的诗探索》, 《诗探索》2010年第1期。
　　8 (17) 李晓鸥:《邵洵美诗歌及诗论研究》,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9 邵洵美:《一个人的讲话》, 《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 第26期。
　　10 (15) (16) 陈越:《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肌理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11 李欧梵:《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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